伦理社会、市场社会与中间社会.pdf

伦理社会、市场社会与中间社会 人类配置资源的方式有两种：市场的方法和非市场的方法。在理想情况下，如具 有良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充分竞争的完备的市场体系等，用市场的方法配置可以 达到帕累托最优。非市场的方法则是五花八门，但一般而言会涉及 power，因 而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或者政治的方法。政治的方法，也是一种游戏规则，但实 际上往往没有规则，靠的是大量的无法清楚界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此谓 政治。由此，社会模式也可以大致分为：市场社会、伦理社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 中间社会。 “文革”期间的中国无疑是典型的“政治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或伦理社会。 当 “文革”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当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张五常在《政治经 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深义的短文《欧文·费雪与红卫兵》。其核心观点 可以概括为：在政治化（没有私产、没有市场）的社会里，人们之间就会斗争不 止，直到剩下最后一人。这与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很吻合的。市场是一种导致扩展 的合作秩序的手段，而政治往往是冲突之源。 在政治社会或者伦理社会中，冲突往往会导致租值（价值）的耗散，所以在这样 的社会中，人们便利用各种方法来避免租值的耗散，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等级制， 这是体制内明确规定的，也可以是某种社会规范。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等级制是 政治体系治理的主要形式，这样会比较好地限制竞争；而社会规范是中国基层社 会的常用治理方式，在流动性很低的中国社会中，靠长期互动而维系的社会规范 比较好地解决了租值耗散问题，乡绅等社会精英在维系社会秩序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总而言之，建立严格的等级秩序和长期的关系是解决租值耗散的手段；长期 以来，中国的农业社会依赖这种治理也取得了农业社会下的最好的增长。 伦理社会总起来说是一种人情化的关系型社会，法律的作用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 制。第一个方面的限制来自伦理社会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即当事人的考 虑是跨期的和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法律则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 既往的事情做出判决，是后顾性的（backward-looking）。第二个方面的限制 来自这种关系的多维性或者互联性（interlinkage），即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跨 越了好几个“维度”的，而现实中的法律都是关于如何裁决某一个具体维度的争 议，很难将复杂的互联性考虑在内，基于单维度的裁决可能不符合当事人的理性 考虑，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法庭。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实际上可以形 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秋菊的丈夫有一次被村长踢伤了 ，秋菊就千辛万苦地去告状， 在告状的过程中，秋菊有一次差点难产，在这危急时刻，是村长在雪夜里将秋菊 送到几十里之外的医院里抢救，使她最终脱离了危险。事后，秋菊满怀感激，摒 弃前嫌，并带着礼物去村长家里致谢。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头却响起了警笛的 声音，村长由于踢伤秋菊的丈夫被拘捕了。这时秋菊却感到了万分的困惑和难过。 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伦理社会的关系性和互联性下法律和传统的内在冲 突。如果是在分工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秋菊在难产的时候可以打一个出租车就到 医院去了，她起诉村长在事后应该是无悔的，但在分工程度比较低的社会，她说 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其他的“市场”上与村长发生互动。所以，伦理和价值观在 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东亚模式中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内对权威、秩序、忠诚、稳定等价值的强调，实际上是内生于互联的关系型制 度安排的，而且它们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儒家思想相契合。 所以，伦理社会总起来说是一种特别强调“不争”和“和谐”的社会，但是这种 人为制造的“和谐”也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在伦理社会里，人们的权利意 识也就不容易凸显出来。权利也只有在各种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充分发展 成为独立的力量之后才能成为可以计量的、有价的资产。例如，在一个没有任何 市场的乡村社会，如果你想盖房子，那么你可以请周围的邻居过来“帮忙”，最 后请他吃一段饭或者下次在其他的场合帮他的忙就可以。假设，现在劳动力市场 兴起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是一天 100 元，这时候，原来的吃一顿饭就 再也不适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使得人力资本可以被定价，从而改变了时间的 价值和人的价值。因此，在传统社会里，人的价值和权利是很难被界定的（从定 性的角度来说），也是很难被衡量的（从定量的角度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统社会一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的价值由于不能很好地得到彰显，因 此个人主义也就无法兴起。 孔子的儒家思想只是暗合了传统社会这样一种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社会治理的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即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