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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来德：庄子四讲(2012-11-30 01:12:52)一《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方汉学家的各种译本和所做的各种诠释，也高明于中国历代文人及现代学者的诸种阐释。后来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庄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至少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谓的哲人，指的是这么一个人：一是他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是根据自己对自我、他人及外界的亲身体会进行思考的；二是他注意参考在他同时及在他以前的别的哲人的思考；三是他对语言的陷阱又有敏锐的感悟，因此十分谨慎地运用语言。因此，每次要去研究《庄子》的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首先问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么概念，而是他在谈论哪种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经验中哪一个方面。维根斯坦是这么说的：“早晚要从解释回到描述上来。”在他后期的哲学中，他就是这样，对一些最基本的现象耐心地、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描述。而我有一天意识到了，庄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段落中，也是这样做的。维根斯坦说，要停在描述上。这意味着两点：一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的活动，转而全心全意地检视我们眼前的或是甚至离我们更近的现象；二是要以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花足时间，找准词汇，抵御话语本身的牵引，强迫语言准确表达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只是表达那些东西。后一点则要求对语言有极高的驾驭能力，而维根斯坦和庄子，虽然如此迥异，却都是出色的作家。我所谓的经验，指的是我们一切有意识的活动的基础。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基础，但一般并不注意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近，而且太过普通。我们平常不关注它，但是可以逐渐察觉它，去认识它。这需要培养一种特殊的注意力，而要读好《庄子》，正好需要培养这样的注意力。庄子说，人都误以为言语能让他们把握到事物的真实情况。他说，这一错误是因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人在知觉的时候，就不曾言说，在言说时就不能知觉。维根斯坦曾观察到这一点：“我在看某物的时候，就不能想象它。”反过来，他还好：“我们在想象某物的时候，便不曾观察它。”哲学家和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克服这种天然的相互排斥关系，让言语和感性现实相对照，而当言语误导我们的时候则要纠正它。二孔子作为一代宗师，一位仪式专家，一名精通礼乐的博学大家，是个在各个方面严格遵守规则的人，他面对瀑布“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壮观景象，看到的是一种超凡绝尘的情景，无法想象人可以出没其间，却竟然在其中看到了一个人，当然只能是一个“有苦而欲死”的不幸之人。可是数百步开外，冒出水面的不是一个求救的人，而那游水的男子从水里出来之后，居然唱着歌，沿着河岸散步。这个场景中，所有细节都很重要。游水男子披头散发，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肯定是规规矩矩地梳着发髻；他是独自一个人，而宗师和弟子却构成一个小阶序社会；他悠然散步，而孔子那些人却心急如焚。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了，原则上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行动越舒缓，这里却是孔子在追他的学生，而他的学生在追那个孤独的人。很显然，这里的激流漩涡指的不只是水，而是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当中，所有外在和内在于我们的一同运作的所有力量。这一解读之所以更准确、更可靠，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展现文章整体的效应，能够更全面地说明作者是如何采取了词法、句法、逻辑、文学、戏剧的手法来表达思想。他们是“生于陵”的普通人或匠人（游水男子、庖丁、轮扁，却跟显赫的君王或是名师孔子及其高足对话，在他们身上又看不到任何过分恭敬的态度。其技艺之不断精进赋予了他们独立人格和清醒的思维。我不是先决地认定庄子是一位中国思想家，或是道家或是其他的什么家，然后再相应地去解读他，而是力求用批判的眼光，本站严谨而灵活的态度去解读，然后才去判断我的发现是否符合既有的观念。如果发现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我还会去思考它们从何而来，是何时出现的，是起始于哪种错误、哪类蒙昧或是哪些扭曲。在词法与句法所允许的范围里，经验才是翻译最终的根据。我认为，在庄子笔下，“道”这个词还不曾表示一种已经定形的概念，更毋庸说一种已经神圣化的概念了。他是灵活运用这个字，不同用法之间有时差异很大，而且很显然，他不曾设法把那些用法统一起来。他这么自由地使用这一词汇，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的，因为这种自由完全符合他在第二篇《齐物论》中所表述的语言哲学，而他整部作品也正是这一哲学震聋发聩的体现。我的目的，是要在层层解读的沉淀下面，找回作者在书写文本之初赋予文本的完整的意涵。我这样去研究《庄子》，同时打开了两个工作场域：其一是文本，要字斟句酌地重新读解；其二是根据《庄子》的启发，根据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