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3.pdf

2005 年第 1 期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 林伯强 (亚洲开发银行) 　　内容提要 :在中国 ,尽管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很少有研究对 农村经济的动力源进行分析 ,而把公共投资作为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直接动力源的研 究尤其缺乏。本文旨在弥补以前研究的空白 ,并指出各类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贫困 减少和地区不均等的边际效应在各地区和各时期差别很大。根据实证结果和对历史上公 共支出方式的分析可知 ,农村公共支出再分配可以带来很大的潜在收益。 关键词 :公共投资 　减贫 　地区差异 　联立方程模型 一、引 　言 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以来 , 中国的农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许多研究都对其中的原因进行 分析 ,包括 McMillan 、Whalley 和 Zhu ( 1989) , Fan ( 1991) , Lin ( 1992) ,Zhang 和 Carter ( 1997) , Fan 和 Pardey ( 1997) , 以及 Huang 、Rosegrant 和 Rozelle ( 1999) 。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更注重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前制度变迁对增长的影响。McMillan 、Whalley 和 Zhu 认为 1978 —1984 年间生产率增长 的 80 %应归功于制度改革 ,另外的 20 %则归因于产品价格的变化。Fan 发现 1965 —1985 年间 ,制 度改革说明了产量增长的 27 %或生产率增长的 63 % ,而以剩余度量的技术变化仅说明了生产增长 的 16 %或生产率增长的 37 % 。Lin 将采纳生产责任制的家庭比例作为生产函数中制度变迁的代 表 ,认为 1978 —1984 年间生产率增长的 94 %应归功于制度和政策的改革。Fan 和 Pardey ( 1992) 指 出遗漏变量 , 比如研发投资,可使对生产增长原因的估计发生偏误。他们发现在生产函数估计中忽 略研发变量将使人们夸大制度变迁的影响。 ( ) 林 1994 尝试解释中国在 1979 —1991 年的农业增长问题 ,重点是农业增长和自 1978 年开始的 农村经济改革引起的农业结构快速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按照不同函数设定 ,在此期间结构 性变化对农业部门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在 305 %到 446 %之间。后来 , Huang 、Rosegrant 和 Rozelle ( ) 1997 利用供给函数框架全面地说明了中国农业谷物生产增长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公共投资 ( ) 主要是在研发方面的投资 分别说明了 1978 —1984 年间大米生产增长的 3 % 和 1984 —1992 年间 大米生产增长的 11 % 。对于其他的谷物 ,公共投资仅说明了 1978 —1992 年全部增长的 6 % ;而对于 经济作物 ,公共投资仅能说明在 1978 —1984 年间的 18 %和 1984 —1992 年的 11 % 。 除了农业研发投资 ,政府在公路、电气化、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在农村地区的其它公共投资都 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忽略这些变量也会使得对农业生产函数的估计出现偏误。尽管中国农村 的非农业部门发展显著 ,但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去分析这个日益重要部门增长的原因。唯一的例外 是 Fan 、Zhang 和 Robinson (2001) ,他们将非农部门增长的原因分解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但是这 项研究也没能将公共投资直接作为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改革所致的地区间经济增 　本文为作者本人的学术讨论 ,不代表亚洲开发银行的观点和政策意见。 27 林伯强 :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 长的不均匀分配。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增长率的差异高达 3 % , 中国地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