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二十世纪以来长恨歌研究之三 爱情主题说.docVIP

在建国后三十年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中，“爱情主题说”似乎并不占优势。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儒家诗教传统，这一传统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相对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因此往往要求作品就重大社会问题发表政治性的看法，而较少涉及极其普泛化的爱情。即使在作品中写到爱情，也往往是作为比兴寄托的手段而出现的，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诗教传统不仅影响文学创作，而且也影响文学批评，因此，在对作品进行批评时，往往以有无讽谕惩劝为重要的最衡量标准——有则称扬之，无则贬斥之。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规避或忽视普泛化的感情。在文学研究领域，奢谈封建帝王后妃之间的爱情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即使在持“爱情主题说”者那里，李、杨的爱情也往往被泛化为普通人民大众的爱情，仿佛不如此便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学术空气逐渐活跃，学术禁忌逐渐解除，“百家争鸣”再次也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伴随着学术春天的来临，持“爱情主题说”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并日渐受到比较多的人的注意，此派观点在整个《长恨歌》研究中所占的分量也逐渐加重，以至后来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持“爱情主题说”者的主要观点，大多与持讽谕主题说者针锋相对，其大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杨可能而且确实存在真正的爱情。持“讽谕主题说”者多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李、杨不可能存在爱情，但持“爱情主题说”者则认为，探讨《长恨歌》的主题，应完全从作品本身出发，从作品提供的人物形象出发，必须把作品中的李、杨与历史上的李、杨区别对待，而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代替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白居易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作了筛选和剪裁、改造，剔除了那些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东西，选取和集中了那些最能表现李、杨爱情的真挚、纯洁、缠绵、坚贞的东西。如把杨贵妃描绘成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纯洁少女，而隐去了历史上的杨贵妃曾五年为寿王妃、后为女道士等事实，隐去了历史上她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也隐去了唐玄宗与杨氏姊妹特别是虢国夫人的丑行等等。持“爱情主题说”者还针对持“讽谕主题说”者利用恩格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官方社会以外纔有”，以及“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的论断否定李、杨爱情的观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是王公年轻时由父母决定的那种婚姻，而李、杨的结合显然不属此例。恩格斯在上述论断之后，接着又说：“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纔有这样的事情。”李、杨的爱情关系正属于这种“浪漫事迹”。因此，断定李、杨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是一种误解，而不是对作品内涵的深刻揭示。虽然持“爱情主题说”者提供的个别论据有些似是而非，但其主要观点显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第二，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归入讽谕诗[1]，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李、杨故事的定位，因此不能用他创作讽谕诗时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解释《长恨歌》。持“爱情主题说”者认为，《长恨歌》完成之时，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还未完成，其理由是：《新乐府》为元和四年、五年时所作，时白氏入朝为左拾遗，在谏官任上得以了解天下病痛，时政得失，纔以诗为谏。元和十年，贬官江州司马，在《与元九书》中总结自己创作讽谕诗的实践经验，纔得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纔告形成，因此不能以后律前，把后来纔有的理论硬套在以前创作的作品的头上。而白氏在元和元年“所作的《策林》虽然提出了作讽谕诗的见解，但这是为了应制举而闭门赶出来的文章，并非作者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正在实行的主张。”[2]持爱情主题说者的辩解有些牵强，持讽谕主题说者把白氏元和元年的创作和元和三、四年时的创作混为一谈也显然不足取。因为白居易元和元年制举中第后，对被授予盩庢尉很不满，曾经一度有归隐之想，而元和二年以后，被调归京师，官职升迁很快，对宪宗也心存感激，一心一意要补察时政以报答皇帝知遇之恩。时过境迁，即使对同一题材也可能有前后不同的感悟与体认，笔底“风光”完全有可能不同，因此用新乐府中《李夫人》等相关作品代替或置换《长恨歌》的主题是不可取的，也应该是十分错误的。 第三，《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应分别对待，不能等同。《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虽然紧密相关，但毕竟是由两个人创作的两篇不同作品，所谓“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只是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推测，不能代表白氏的本意。揭示《长恨歌》的主题，更主要的是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细致中肯的分析，推导出真实可靠的结论。而且，从《长恨歌》中，根本看不出杨妃专权干政的痕迹，也不存在杨贵妃狐媚惑主的事例，那样的历史教训从何得出来？持爱情主题说者企图撇开《长恨歌传》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