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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杨宝玉 《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7年11期第2～11页  1996年度国内隋唐史学界举办的较重大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项：其一是1996年7月底， 由中国唐史学会和唐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唐史高级研究班”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办的第一期活动；其二为10月20日至24日在河南偃师召开的“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该会由武则天研究会、河南偃师古都学会联合发起，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70余人，共交流学术论文40余篇，将对武则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数量可观的会议论文外，1996年度出版的隋唐五代史方面的研究论著更是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论文400余篇，专著约20 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马驰《李光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牛志平、姚兆女《唐代婚丧》（西北大学出版社）、萧默《隋唐建筑艺术》（西北大学出版社）、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等等，另外尚有论文集3部，为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同上）、 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以下略分数类对本年度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一、政治史 本年度发表的研究唐中央决策机构的文章较多。李湜《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中国史研究》第1 期）反对以往史学界流行的唐代宰相体制为“三省制”的说法，认为唐代实行的是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作者认为，自唐初开始，随着尚书令的虚废和左右仆射的加衔为相，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即已失去了往日的宰相资格，成为专统百官及尚书省务的行政官，只有中书门下二省长官才是真正的宰相大臣，政事堂议政正是这一体制的伴生物。魏向东《论中晚唐宰相制度》（《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 中晚唐时期的宰相制度在唐玄宗时期建立的宰相独断制的基础上有所演变，其演变方向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建立延英殿议政制度等措施，健全宰相内部相互制约的功能，以避免相权太重；二是在宦官系统中建立对行政系统直接干预和控制的枢密使制度，以控制相权。但结果却是使得中晚唐时期的相权日益陷入不健全和不完整的境地，最终导致了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丧失和国力的日渐衰颓。 任士英《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自唐肃宗即位灵武，唐朝中央政府就在事实上存在两个政治中心，形成自称太上皇的玄宗与肃宗各掌政柄的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当时双方均以平叛为首要任务，互有妥协，故得以暂时相容共存。这种二元格局乃是迟缓平叛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政局下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代宗朝及唐后期政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永如《唐文宗朝中枢政局发微》（《扬州师院学报》第3期）指出唐后期的穆、敬、 文、武、宣数朝中一直存在着以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为首的“元和逆党”，它是此间一系列中枢政局变动的操纵者。唐文宗意欲亲掌中枢，曾试图夺取禁军大权，消灭宦官，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至于文宗朝牛、李两党人物的频繁调遣，孙永如认为其原因在于他们与郭氏有盘根错结的关联，终难为文宗所用，而与通常所谓的两党政争无涉。关于牛李党争，本年度还出版了一部专著，即王炎平著《牛李党争》，该书从唐后期帝王废立、宦官擅权、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考察了牛李党争的全过程，并逐一考评有关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论述牛李党争的性质与结局，及其与唐后期政局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有关隋唐官制的研究文章也较多。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唐研究》第2 卷）侧重于对唐代中下层文官，特别是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发展脉络的探讨。该文首先分析了唐代课绩标准“四善二十七最”的内容，指出尽管此标准着意强调地方政教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考核中更受重视的却是地方官员征收赋税的成绩。此外该文还论述了课绩与考察过程中丰富的核查手段与程式化倾向，指出唐廷已将监察机制引入考核事务，课绩、按察、推荐、弹劾多途并举，故能使效应互补。 刘诗平《唐代前后期内外官地位的变化》（同前）以刺史与中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