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军——量化投资追寻者.docVIP

崔英军——量化投资追寻者“让我们屏住呼吸，静静的等待未来几天暴风雨的到来。”这是2012年3月20日，崔英军在微博上发出的大盘即将进行调整的警示。正如他所料，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上证指数一路下挫近170点。然而在此轮下跌中，作为一名职业投资人，崔英军却凭借自己研发的交易模型在股指期货的操作中获得了超过60%的收益。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上，它发出了多头的信号，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开始持有多单。这个位置上系统就发出了一个筑顶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做空了。实际3月14号系统已经发出了空头的信号，所以我们拿着空单，一直到现在。即使是今天涨了2%，那么系统告诉我们，今天是做空的，即便更好的买点等着我们去做多，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去做。”崔英军介绍说。 崔英军所坚守的这套量化投资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将投资人在交易过程中所要涉及到的各项分析因素转成交易参数，输入设定好的交易模型，利用电脑程序来处理这些信息，自动发出交易信号。事实上，量化投资在欧美市场已经应用了三十多年，最传奇的人物就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他曾经率领了一批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根据他的投资理念和交易思路设计出量化投资模型，来管理他的大奖章基金。这个基金在1989到2006年的17年间，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8%。尽管西蒙斯的这套投资模型一直保密，但是在崔英军看来，量化投资的基本理念却并不神秘。他说：“香港的股神曹仁超说过，做股票就要没有人性。他说的意思很简单，因为人是有贪婪和恐惧的，是能助涨助跌的，有羊群效应的，所以炒股就要像计算机一样什么都不考虑。那么量化投资刚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它有固定的买点和卖点。程序化的交易，买点设好，卖点设好，就这样很简单。” 别看如今的崔英军说起量化投资来轻松自如，可是当初他在这条路上的探索过程却是磕磕绊绊：今年38岁的崔英军是吉林人，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喜欢刨根问底，酷爱钻研数据的习惯。“我自从入行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年报的工作，这东西是有很多很多的算法在里面的，就是一个数字的加工过程，做什么事情更注重于这种量化的东西，而不是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向来不是这样子的，是要拿数据说话的，是要拿业绩和结果说话的。”崔英军回忆道。 在随后的几年中，崔英军成立了自己的会计事务所，也先后尝试过风险投资、海外并购等工作。然而多年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应酬，让崔英军感到身心疲惫，他想追求一种更为自由的工作方式。他坦言：“我喜欢挑战，但我更喜欢自由。目前在国内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所谓的关系、人脉，我感到活不出自我来。正是基于这种出发点和理念，我们想找一个相对市场化的，凭自己的专业技术，就能够生存的行业。有一套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方法、投资模型，那么它就能给你带来收益，不用去求任何人，这不很简单吗？”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2007年，怀着一腔热血的崔英军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了量化投资的探索之路。他们从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方面入手,很快就研发出了自己的量化投资模型，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崔英军表示“我们希望走的更远，所以必须解决收益持续性的问题，一次两次有多大的回报，多大的收益，不能代表未来有这样的收益。在模型中加入什么样的元素，能把这个问题屏蔽掉，这是始终困扰我们这么多年的问题。” 在崔英军看来，解决模型持续获利的方法并没有捷径可言，只有根据交易环境的变化不断的检验数据，反复的修正参数。这个测试过程是漫长而折磨人的，对崔英军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他回忆道：“我们把所有的数据追溯到2000年，逐一的去分析，逐一的去回溯，逐一的去建造模型，最终选出最优的，这个过程是很熬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24小时运转的。我们几个朋友，睡着睡着觉，睡到后半夜了，有人会忽然间打来电话问，这东西是不是哪块出现问题了，那个指标是什么情况，你重新做一下看怎么样。我们团队的核心人员都是24小时开机的，随时保持联系，随时调整，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崔英军看起来随意和善，和人交流时脸上也总会挂着笑容，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在工作上会放低要求、得过且过。尤其是在模型的检测中，他会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他笑言：“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地地道道的完美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模型的研发过程中，好多熟悉我的朋友都会这样说，你不要搞的自己太累了，你干吗你这么累，你做的也可以，你干吗还要这样去难为自己，大家都不理解。但是我说我喜欢，就是这么简单，我想让它作为一辈子的事业来做。” 做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意味着要遇到更多的困难。在量化模型的研发过程中，崔英军所经受的不仅是体力上的考验，更多的是意志力上的磨练。他回忆道：“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是有一种失眠症。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我就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和维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