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那珂通世中国观.docVIP

日本汉学家那珂通世中国观摘要： 那珂通世开创的东洋史学提倡将世界史分为东洋史、西洋史两大块，而日本则是独立于二者的历史研究范畴，在史学研究领域建立以日本国为中心的共同意识，表明日本国欲将其文化和历史脱离亚洲、倒向西方国家的意图。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中的中国认识从文化、军事、政治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作了一个片面而阴暗的阐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为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口实和根据。 关键词： 明治时期； 那珂通世；东洋史学；中国认识 那珂通世（1851～1908年）是明治时期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也是在日本创立东洋史学的第一人。首先，关于中国文化，那珂在其1899年所著的《支那通史》的序言开篇中如此描述道： 支那是宇内的旧邦。开创以来数千年，历代王朝更替，兴亡相续……汉人谈及治朝，必定会提及唐虞三代之兴隆。三代即夏、商（殷）、周。其文化之盛况，虽不能尽信汉人所说的那样，但是在四邻皆蛮夷的时代来说，只有汉人称得上是礼乐之邦，其政教风俗美誉于东洋。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开化的典型。但是自秦汉以下的两千余年，历朝的政俗基本一致，文化停滞不前，只是重复朝家的兴亡而已。① 可见，那珂完全师承福泽喻吉的“中国文化停滞说”。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停滞在先秦时代，而后两千年的文化不过是在循环往复而已，不见文化发展之痕迹。《支那通史》完成于1890年，时值甲午战争前夕，这可视为那珂尖锐批判中国文化之主要原因。直至江户时代，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顶礼膜拜的东方文明大国，文化模仿学习的楷模。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造成日本对中国印象的极大改变，加上兰学、西学、洋学的东侵，令沉迷于东方文化的日本人认识到，不能一味单纯模仿中国，否则会像中国腐朽朝廷那样走上末路。那珂名为站在文明史立场上编写中国史书，实则在向日本国民阐明他的中国认识，欲将正走向衰落的清朝印象植入日本人的脑中。 那珂在《支那通史》中具体分析中国各朝代的学风。在他看来，唐虞时代“开始有关于支那教育的文字性叙说”；周代“文乐盛行，过于夏殷”，但“制度典章过于繁冗，士大夫终日埋头于玉帛钟鼓之间，非培养勇武精神”，而周代也因此而灭亡。春秋时期，周制“虽然已遭破坏，但学者仍崇尚旧风，不知变通。君臣只是修饰威仪，从事虚文，无济于事。人心渐渐败坏，无可救药”。即便是春秋末期，孔子创立有儒学，那也不过是“一味遵从古道修饰古道”，并非中国文化之质变。直至战国时代，才涌现出“学者纷纷提倡新说”。那珂详细罗列杨墨的抗儒、黄老的黄道、列荘的虚无、申韩的法术、孟轲的性善、荀卿的性恶、兵家的论兵、从横的权谋等等。他称赞道“各执卓见，并非抄袭前人”，然最后还不忘再次提出他的文化停滞说“支那人具智慧性活动尚未胜过此时期”。他称： 汉晋以后，老荘之说演变成道教，与佛法一起愚俗泛滥。但是士大夫·君子基本上都学习孔子之说，历朝治理全是以儒教为基准。从那时候起人心被经义所抑制，学者们不敢弃古创新……所以若有欲观支那学风的人，首先要了解先秦诸子的主要论著。② 那珂认为，中国学问以先秦为巅峰时代，之后的中国社会沉浸于故习的尚古主义，文化停滞不前。白鸟库吉也曾在《支那上古史》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停滞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仅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而正是这种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中国文化停滞和僵化的原因。这种中国文化停滞、落后论，在他们后辈的日本史学家中几乎成为普遍的议论。连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秋泽修二，也援引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把中国历史社会说成是“亚细亚型停滞性”的典型，而日本则是亚细亚各国中不断进步的典型，日本“皇军的武力”侵入，是为了打破中国的“亚细亚式的停滞性”。如此这般，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各国的侵略，似乎具有神圣且堂皇的理由。这个所谓“支那特有的停滞性”的理论，不过是为日本进入中国实施侵略、掠夺的强盗理论。 那珂的《支那通史》概观中国历史，指出当时的中国文化没有前进性、发展性，缺少进步思想，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中国最终将被西方列强所吞没”。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批判，那珂暗示日本国家要坚持独立自强的重要性。 如此这般，那珂通世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记述，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性的甲午战争提供似乎合理和正义的客观依据，也使得战后日本将台湾作为殖民地占据的侵略行径合法化。可见，那珂始终在利用“汉学家”、“史学家”、“教育者”的身份为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地摇旗呐喊。 那珂通世作为明治时期有影响力的史学家、汉学家，原本应该具有反对侵略战争、提倡世界和平的觉悟，遗憾的是，他却沦为一个为日本天皇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积极呐喊的吹鼓手，为军国主义的非理性行为高唱颂歌，这只能说，《支那通史》等著作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