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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遏制毒品犯罪立法完善摘 要：目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予以完善。毒品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毒品犯罪不断变换花样，形式不断翻新，使现行禁毒法律在惩治毒品犯罪时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缺陷，这就要求禁毒法律及时作出程序、实体的调整和完善。为遏制毒品犯罪在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刑事实体立法，提供打击毒品犯罪法律保障。 关键词：毒品犯罪；立法；完善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遇到的疑难问题有：一是我国诉讼制度和刑事立法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应予改进的普遍性问题，二是基于毒品犯罪案件的特性而出现的个性问题。因而，具体的解决方案应兼顾全局性与特殊性。笔者根据多年的司法实践，就遏制毒品犯罪的立法完善作一点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刑事实体立法的有益探讨，供商榷。 一、刑事诉讼程序法的立法与完善 （一）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即属地为主、属人为辅的刑事案件管辖原则。这一原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具体理解适用上，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灵活理解。毒品犯罪案件往往涉及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运输、持有（储存）、交易、消费等动态环节，毒资的筹集、掌控支付、清洗等流转环节，毒品的犯罪的预谋策划、幕后指挥、前线实施等主体层次。因而，在决定毒品案件的立案管辖时，上述毒品、易制毒化学品和毒资流转各个环节涉及的地域应理解为广义的犯罪地，不同层次的主体居住地应理解为广义的被告人居住地。 （二）证据 明确特殊侦查手段所获的证据的效力。在侦查毒品犯罪案件中，对包括技术侦察手段在内的特殊侦查手段有强烈的依赖性，如不能充分发挥这些侦查手段的作用，必将极大地影响惩治严重毒品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效益。但是，这些特殊手段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无明确规定，技术侦察只在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各有一条授权性规定。因而，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所查明的事实、获取的材料不具有诉讼证据法意义上的法律地位。与此相对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均较详密地规范了上述特殊侦查手段。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转变特殊侦查手段的认识，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于零星贩毒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应注意固定、保全证据，特别是注意对言词证据的固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录音、录像方式对讯问和询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防止行为人翻供或恶意诬告;同时，由于零星贩毒的最大特点是作案次数多，数量少，为了有效对贩毒行为人进行处罚，法律应当将零星贩毒次数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定情形。 （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零包）毒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这一规定是科学和严谨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零包）毒品行为，属于毒品犯罪网络金字塔的最底一层，因而数量也最多，但一般情节较轻，事实也清楚，涉及的行为人也较少。而在目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对此类案件也如同严重毒品犯罪案件一样适用普通程序，许多案件宣判之日便是刑期终了之日，即所谓的“实报实销”。这无疑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因此，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零包）毒品的案件，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应当建立简易的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提高司法效益。 （四）完善对毒品犯罪的减刑与假释程序 由于毒品犯罪分子通常采用极端暴力手段对抗政府争夺毒品市场,在贩运毒品时,又多利用人体走私、化学方法走私等残忍的和高科技手段,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从而表明毒品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大,难以改造。为此,《1988年公约》第三条第七款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对于已判定犯有本条第一款所列罪行的人,在考虑其将来可能的早释或假释时,顾及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和本条第五款所列的情况。”我国政府已于1989年批准加入该规约,因此,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就要贯彻公约的精神。目前,就我国的减刑与假释制度而言,尚未对毒品犯罪分子的适用上有特别规定。笔者建议,应当完善减刑与假释制度,明确规定对毒品犯罪分子适用减刑或者假释时更加慎重、严厉。譬如,规定对毒品犯罪分子适用假释的时间条件可以考虑规定为“执行原判刑罚四分之三以上”。 二、刑事实体法完善 （一）提高某些毒品犯罪的处刑上限 一是应当提高强迫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规定,强迫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与抢劫罪基本犯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并且只有一档法定刑。事实上,强迫他人吸毒,不仅毁掉被强迫人的前程、危及被强迫人的生命健康,而且给社会制造了一个破坏力极强的瘾君子。可以说,强迫他人吸毒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