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视域下中国古代教育激励思想.docVIP

组织行为学视域下中国古代教育激励思想组织行为学认为，激励从根本上说就是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效率提高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来重视人的因素，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从激励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激励活动最初始于人们的集体活动，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等方面。我国古代教育激励思想的精华要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古代的先哲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激励问题，并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效的激励方法。虽然这些论述都还算不上是系统的激励理论，但已经闪现出激励思想的火花，激励机制下的闪光思想和成功范例不胜枚举，出自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的“欲以激励应侯”，比西方人提出“激励”概念更早数百年。综观我国古代典籍，涉及教育激励思想的《论语》、《孟子》、《管子》、《史记》、《孙子兵法》等著述，直今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原因在于书中有关激励观点契合了现代激励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 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激励思想，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现实，努力创新，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无疑对教育管理激励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以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去审视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激励思想。 一、重视道德教育，强调训教合一 古代教育激励思想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重视教书育人，训教合一。各个时期的先哲们都主张要以育人为中心，各种社会教化渠道都渗透着道德教育，以对民众进行熏陶教化。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孔子认为要加强礼教的感化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风俗，人们就会有廉耻之心，而且归服于领导。儒家重视德治教育，孟子把教育作为管理手段，把调动管理对象主动性概括为：“善教得民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达到“明人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在这种观念下，“礼”是规范各种社会秩序的工具，“不学礼，无以立”。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是“仁”，“礼”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把人当做人来爱。 中国传统管理非常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虽然也不排除峻法严刑，但以人道、仁义、群体为中心，以心理感情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管仲认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实际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基于这一认识，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塑造人的精神，要求臣民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不足的是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着很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二、注重各种需求的层次性，激励要有针对性 激励理论认为，满足成员需要是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着力点。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存在着不同的需要，激励个体要有针对性。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在我国古代，对人需求的层次性也有很深的见解。管仲认为，物质性需要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了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仓廪实”、“衣食足”体现了物质欲求、生理欲求这种较低层次的需求，而“知礼节”与“知荣辱”则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社会欲求。他还分析了当时人的欲求的主要种类：“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其中，“贫贱—富贵”表示生理欲求，“危坠—存安”与安全欲求相关；“忧劳—佚乐”即精神享受的追求；“灭绝—生育”表示对种族繁衍的欲求。人的这四种需求，在《管子》的阐述中，内容已不仅仅限于物质需要方面，还涵盖了生理要需、安全需要、社会需要等多个层面。这表明，以满足个体需要为出发点的激励思想在《管子》一文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三、强调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影响 孔子特别强调后天的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他认为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排出消极因素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主张“里仁为美”，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主张“就有道而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