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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不承父业的行业 作者：娄耀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中国高校科技法学会理事，擅长领域为电信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房地产和建筑法。 一、问题的提出 做了多年律师，还没有发现同仁让自己的孩子也做律师的先例。也许对这个问题不应当感到奇怪：大陆律师制度是八十年代中期建立起的，大批律师精英九十年代才登上历史舞台，绝大部分的后代最大的也只是读高中，还没有轮到选择职业的时候。然而，深层的答案隐藏在孩子们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职业的理想教育在这个时侯就开始了。我们可以问一问身边的律师，有哪个律师在向自己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讲述理想时说，“将来不作科学家，不作艺术家，不做企业家，做一个律师，象我一样”。 父辈们不愿子承父业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古代曾有被贬官僚订立了永不为官的家训；在现代，成名后的歌星大多也不愿意让孩子再做歌手，偶尔出现一两对父子或母女同台的歌星，一般都是由于孩子长大后一事无成，踩在父母的肩膀上还能混碗饭吃。 可是，我国律师业的子不承父业现象却让人费解：对于这个在国外造就了大量总统、在国内造就了大批富翁的行业，城外的人在趋之若鹜入城的同时，城内的人为什么把孩子的理想设在城外？国外律师界子承父业的现象不在少数，为什么国内的情况就不同呢？ 在讨论问题之前，需要澄清两点。第一，某些人成年后将律师作为理想，这与我们讨论的“父母不把这个行业作为后代的理想”是两回事，前者虽然也称“理想”，但更准确地说，是孩子们成年后综合自己的能力和就业环境为解决饭碗问题而做出的一种现实选择；而我们所讨论的，是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在孩子获得无限选择权前提下，父母理想中的孩子的社会定位。第二，同仁中确有将孩子送入法学院的，但将孩子送入法学院和让孩子做律师是两个概念，因为法学院的一个去处是做法官，在中国法官也是官，属于社会管理层，而非服务提供者。 二、职业理想 在缺乏信仰的时代，利他主义或者为某种崇高献身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立志成为圣贤不是父母为子女作职业规划的理性选择。名利是总被人嘲笑的也是人最无法摆脱的追求。父母一般会将已经程序化了的容易获得名利的行业作为后代的职业理想。不同的父母可能为孩子树立不同的人生理想，象总统、元帅、画家、科学家等等不一而足，但程序化、名、利是职业理想的三个要素。父母向子女进行理想教育时否定子承父业，并不说明将来子承父业就一定不能成功或成功的成本巨大，因为，一方面，成功的内涵因人而异；另一方面，职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父母排斥的理由到第二代承业时可能消失。父母在向子女进行理想教育时否定自身职业，只能说明父母通过自己的经历认定这个职业由于缺乏程序化或通往名利的路径而不适合做为人生目标。 这里强调“程序化”，是由于父母一般会为子女选择一条既定的通向名利的职业道路，而不会过多地将孩子的成功交给某种无法预测的机遇。比如影视界，由于成名的非制度化，可以被传授的成为“星”的路径几乎不存在，或者说这个行业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制度化的人才选拔体制。父母可能将孩子的理想设定为歌唱家、钢琴大师、指挥家，但通常不会选择歌星影星作为孩子的人生方向。孩子却有可能将歌星影星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由于孩子还不知道非程序化的职业道路是多么辛苦，不知道极少数金光灿烂的“星”是靠多少寻梦者的潦倒来支撑的。因此，歌星影星对后代的非承业式教育源于该行业的非程序化，这个行业中的成功过分依赖于无法控制的非制度化的偶发事件。例如，一个天份很好的歌手，只靠努力很可能一生默默无闻，她还必须在如花似玉的年纪赶上一次“超女大赛”或者在香消玉损之前遇到猴年马月出现的一个伯乐。如果这些她都没有赶上，就只能在社会对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偏见中一直做着明星梦。所以深知成名辛酸的第一代歌星一般都不愿意让孩子再做歌手，而是选择银行家、音乐家等更程序化的职业。程序化的职业可以提供一套制度化的公平的人才选拔体制，使得任何有天份且愿意努力的人不过多地依赖于机遇就可以获得成功。 与歌星不同，律师作为职业理想并不缺乏程序化要件。只要考上法学院、通过司法考试、诚心待人专心做事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就会获得稳定的收入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那么，为什么律师们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生路径设定为后代的理想呢？ 其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的律师制度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出口，使得那些不能通过该行业实现自身价值的人，或者已经登上该行业的顶点，但仍有更远大的抱负必须超越该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内部不能找到程序化的通向更高人生理想的出口。能够看到顶点的职业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却不能作为人生的理想。本身具有上限却又无法通向无限的职业不适于作为理想。因为，理想必须没有上限。即使孩子终其一生才向着少年时的理想迈出了一小步，但在其幼年的时候，父母仍然应当给他指向一个看不到顶点的理想，此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而我国目前的律师业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