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之最》出版发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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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之最》出版发行

《中国货币史之最》出版发行三年前,当我第一次把《唐叶有道碑》楷书本与行书本作比较时,不禁心生疑问:一个同名碑刻竟然有楷书与行书两个不同书体?为什么两种不同书体的拓本在文字上有那么大的不同?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由此,我开始尝试把《唐叶有道碑》两个不同书体的拓本进行比较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清以来人们对行书本的各种质疑不无道理,同时还发现,人们对行书小的各种质疑反而验证楷书本具有其合理的成分。在此基础上,得出楷书本应为原刻本的判断。 《唐叶有道碑》的楷书本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年间(712~756年),道教发展达到高潮,因之,唐玄宗宠信的道士叶法善真人奏请为祖父叶国重立碑。唐玄宗恩准,并谥叶国重“有道先生”。由此,叶法善请来大书家李邕为祖父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同时,还请李邕为父亲叶慧明撰写碑文,并请隶书高手韩择木书丹上石,即《唐叶慧明碑》。 清以来,《唐叶有道碑》行书本流传较广但是人们对其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反,《唐叶有道碑》的楷书本却一直不见著录。直到2010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仲威所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始见著录。该书在《唐代篇》中介绍《唐叶有道碑》所引用的潘景郑藏本(图1)正是楷书本。 本文所引用的《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悔馀题跋本,图2)与潘景郑藏本出自同一个碑石,碑名全称为“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该本前有题签,后有题跋,均为悔馀所题。题签有“叶有道先生墓碑”外,还有4行小字:“敦穆有晋人法度,《孟法师》《李晟碑》同观。世传吾家有道先生神道碑为北海行书,且故神。其说口口法善真人摄泰和之魂所书,此正书本前人多未著录,难得。” 在后跋,悔馀写道:“世传此碑为吾家法善真人摄北海之魂而书,未及终而天明,颇著神奇。传世多行书模本,真书则罕见也。昔年,宗室岳小琴藏本归吾友归安姚氏,诧为异珍。校其文字与行书本迥异,曾详志于所藏行书本之后。岁暮偶得是本,以校秋好轩所藏,固无殊也,而神采犹或过之。细审其结体古穆,有《孟法师碑》意,柳公权《西平郡王李晟碑》亦颇类此势,若欹而反正,所谓直到内史,不失晋法,盖能脱胎而羽化者矣,当与《端州石室记》并观。昔王弁州得张长史《郎官石壁记》,竟谓《九成》《庙堂》《化度》《虞公》诸碑皆辟三舍。实为过,泥涪翁之语病耳。吾于此聊复尔尔,坦述其颇得晋法可矣。”(图3) 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悔馀为号的有何拭(1816~1872年)和查慎行(1650~1727年)。但是,既然悔馀在题签和后跋中可称叶有道、叶法善为“吾家”,那说明悔馀应为叶姓。按此推断,悔馀是何栻和查慎行的可能性不大。 《唐叶有道碑》行书本的不同版本 令人不解的是,《唐叶有道碑》不仅有楷书本和行书本,就是行书本,也还有不同版本。20世纪80年代,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先后出版了《唐叶有道碑》行书本,这3个版本均根据清代唐炯藏本影印出版(图4)。 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版行书本另外一个版本《李北海定风碑墨拓》(图5),这是与“唐炯藏本”不同的一个版本。这两个版本碑额都为“唐故叶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但碑文略有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末尾,唐炯藏本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图6),而《李北海定风碑墨拓》则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侍者青溪观主詹主一丁……”(图7)。这说明,行书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据王壮弘《艺林杂谈》载,民国时期的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都曾发行过。 清以来学者对行书书本的不同看法 清以来,不少金石学家、史学家和藏书家对行书本褒贬不 一,主要有以下观点。 1.宋拓说。对上述两种行书本都有人持此说。一是唐炯藏本。该藏本有唐炯(侣29~1909年)本人题跋:“其为宋拓无疑。草庐得此,珍重珍重。”二是《李北海定风碑墨拓》。该本有梁同书题跋,认为是“元以前拓本”。 对这两个行书本持宋拓说的都是大家,但却经不起推敲:不可能两种文字不同的行书本都是宋拓。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为宋拓一为伪拓,或两本皆伪。 2.追题说。这是由于有的史书载李邕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起为括州刺史,怎么开元五年(717年)所写的碑文就会有“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呢?为此,有人解释为“追题”。如清代屠莼清在《碑跋》中说:“此碑所书括州刺史盖从后追题,非史误也。” 3.与史不合说。阮元在《两浙金石志》指出:“按《旧唐书》本传邕贬括州司马在开元三年以后十三年之前,其为括州剌史在配留岭南后,《新唐书》则云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此碑立于开元五年三月,题衔已称括州刺史,与两史不合。”此外,阮元还认为:“拓本似经后人翻刻,非北海原迹。” 4.伪刻说。王壮弘在《艺林杂谈·传世李邕书迹概述》中指出,《叶有道碑》“所署官衔年月与史不符,书亦不佳,文尤荒谬,乃伪刻”。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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