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及诸子散文探究谫论.doc

出土文献及诸子散文探究谫论摘 要：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学”观念系指文章学术而言，它与学界习用的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明确了中国文学之“实”，大批文献就会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以郭店楚简、上博竹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材料就会凸显其文学研究的价值，诸子散文研究的史料也由此得到拓展。利用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接续先秦儒家散文发展中间缺失的一环，厘清先秦儒家散文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先秦儒家散文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关键词：“文学”观念；史料拓展；出土文献；儒家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62―04 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期，诸子百家以极富创造力的学术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宝库，诸子散文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探索，今天的诸子散文研究似乎遭遇了学术“瓶颈”，诸子散文研究之路似乎陷入了越走越窄的境地。制约诸子散文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因素很多，但“文献不足征”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再深入分析，又可以发现，材料问题背后的实质是研究者的观念――“文学”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史料占有与运用问题。如果能够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充分利用各类材料，就有可能在诸子散文研究中取得某种程度的突破。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典籍散佚情况极为严重，先秦文献尤其如此。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云：“《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汉书“十已亡其六七”。 文献散佚导致诸子散文研究文献的“不完备”是一方面，“疑古”思潮的影响造成治先秦散文资料的“不可靠”则是另一方面。因为“疑古”，侥幸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先秦文献大多遭到怀疑，甚至被贴上“伪书”的标签。受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的影响，张心?编撰了一部《伪书通考》，书中所列举的伪书分别为经部73部、史部93部、子部317部、集部129部。①如此一来，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本已极为有限的先秦文献能为学界所用的就屈指可数了。此种状况，让治先秦学术者几乎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 幸运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一批批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憾，而且作为一种佐证，证明了“古史辨”派“疑古”的矫枉过正，恢复了一批先秦文献的本来面目，为先秦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面对这批新材料，历史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反映敏锐，“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成为较早的“预流”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而言，治文学史者对其关注程度则远远不及，似乎长期游离在“时代学术之潮流”之外，不幸而成为“未入流”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这些材料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以对“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为前提的。具体而言，是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以西方“文学”观念之“名”套中国“文学”之“实”的结果。 在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本有“文学”之“名”，但它所指的是文章典籍或文章学术之“实”。这种“文学”之“名”最早见于《论语“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此处的“文学”即为文章典籍之义。司马迁《史记》中亦多处出现“文学”一词，根据其上下文义，当与《论语》中“文学”之内涵一样。《史记“周道废， 秦拨去古文， 焚灭 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②很明显，此间“文学”之“名”是涵括了律令、军法、章程乃至礼仪等各种典籍之“实”在内的，是一极其宽泛的概念。但是，当检点今日学界所使用的“文学”之“名”与“实”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我们所习用的“文学”一词，原来系一来自日本的舶来品，与中国固有之“文学”概念“名”同而“实”异。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学术术语时，或借用现成的汉字作为构词材料以重新组合成新词，或直接借用中国古籍中业已存在的语汇，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的“文学”之“名”，就是在此时被借过去表达西方“文学”之“实”的。晚清至民国初年，当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向外寻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利器时，最先是将其探寻的目光投向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东瀛邻国的。这样，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承载西方思想观念的语汇被借入中国，并日渐融入汉语语汇当中，成为汉语语汇的一分子。在这一“出”一“入”之间，原来的那个汉语词汇或是增添了新的义素，或是改变了原来的内容。这种变异往往是细微的，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其混淆，误而为一。“文学”这个概念即是如此。 20世纪初期，王国维、谢无量、罗家伦、郑振铎等一批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学术理念（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