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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即商运 ──从招商局与辛亥革命看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傅育宁 2011 年6 月21 日‧香港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很高兴招商局能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与武汉市、香港 文汇报、香港湖北联谊会等一起在香港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纪 念活动。我也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论坛上发表演 讲，就招商局与辛亥革命来谈谈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的关 系。 创立于 1872 年的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 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与中 国近现代化进程同行了100 余年，在中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历 史关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这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招商局也挺身而 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辛亥革命 也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此，我想借这次论坛提供的难得机会，从招商局自 身出发，通过辛亥革命这个历史节点探讨国家命运与企业发 展的相互关系。 1 一、招商局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型后创办的第一 家现代民用企业，肩负着探索民族出路、挽回国家航权的沉 重历史使命。其虽然孕育于晚清社会，作为一个官督企业与 晚清政府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但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能积 极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其中。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 首的新生的临时革命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几经周折，临时政 府获得日本银行的同意贷款意向。但日本银行提出要以招商 局的局产作为临时政府贷款的抵押品。尽管在过程中有过波 折，最终招商局应孙中山先生之请，慨然应允将局产抵押， 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借款提供便利。后来招商局又先后派“公 平”、“利运”、“新铭”等 13 艘局轮多次运送国民政府官兵、 枪械等，时间长达一个月，支持国民政府北伐。招商局及其 员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自身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 页。 二、辛亥革命对招商局的影响 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招商局也产生了巨大 和深远的影响，为招商局提供了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有力 地促进了招商局的变革发展。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等 一系列政策和法令，提倡“为公服务”、“天下为公”等充满时 代感的观念。这些政策和法令及观念，移风易俗，革故鼎新， 2 极大地启蒙和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促进了中国社 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把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从清政府的官办、 官督商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临时政府注重发展实业， 在中央及各省分设实业部与实业司，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实 业协会。通过实施这些政策和措施,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辛亥革命前，招商局一直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管理体 制。官督商办是新的生产力同旧的生产关系强硬结合的产 物。在初期，官督商办体制为招商局度过艰难的初创时期、 击垮外国航运势力的挤压、赢得竞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晚清末年，清政府对招商局由扶持转为无休止的索取， 官督商办体制的消极作用越来越突出，普通股商的利益受到 种种侵蚀，有的甚至成为这一体制的牺牲品。曾身为招商局 会办、帮办的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即对招商局官督商办体 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其“股商无权”、“官享其利”和“不 利商战”等三大弊端，但都无济于事。在清政府总的体制不变 的情况下，不论控制招商局的是盛宣怀还是袁世凯，也不管 担任督办的是何人，都不可能对官商关系进行根本调整，也 不可能使官商矛盾趋向缓和。在辛亥革命前的 10 多年间， 官督商办体制使招商局百病丛生，成为束缚招商局发展的桎 梏。股商与官委督办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 企业发展停滞，招商局股商要求完全实现商办的呼声日趋高 涨。 3 辛亥革命后，随着腐败的晚清政府的消亡，邮传部派驻 招商局的坐办等管理人员相继离局，官督商办体制解体。辛 亥革命不仅为招商局旧体制的变革扫清了障碍，也为招商局 实现完全商办准备了根本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