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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国股市及经济增长之间背离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公理”。所谓“公理”，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并且，可以通过这个“公理”来推导出其他的结论。但用这个结论来分析中国的股市和经济却出了问题：2011年的中国经济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雄冠全球，但股市跌幅却“熊霸全球”，201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9.2%，在所有国家中名列前茅，但股市却表现很差，不仅比“灾难深重”的美国股市差，而且比岌岌可危的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股市表现还差。 有人说，股市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像“狗”与“主人”的关系一样，“主人”沿着一条直线前进，而“狗”却来回折腾，结果是“主人”走了一公里的路，而“狗”却走了三四公里，但他们一定同时到达终点。因此，以1年时间作为考察区间可能太短，将分析和考察的时间区间拉长，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关系就显著了。我们以过去10年为区间考察，结果同样另人难以接受。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里，平均增长超过9%，遥遥领先全球所有国家，但股市却“原地踏步”——十年零增长。期间，同属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国家的股市涨幅都在200%以上。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一“公理”在中国为何失灵？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到理论上的自圆其说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投资者对股市未来的判断，尤其是关系到长线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入市）的决策。 出现上述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我们的GDP与其他国家的GDP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股市与外国成熟的股市有什么不同？ 中国股市存在“闲不住的手”的干预 从股市本身看，我国的股市的确有自己的特点，“闲不住的手”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干预太多，导致股价长期处在扭曲的状态。 股市之所以出现“失去的十年”，不是因为2011的股价跌得太低了，而是10年前（2001年）我们把股价炒得太高了！要说明2001年股价被人为炒高的事实，我们至少应该从1996年说起，因为股市在1996年至2001年间出现了两次趋势性的上涨行情，这两次趋势性的上涨行情都与人为的政策干预有关。 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至1997年。1996年和1997年股价出现了连续两年的大牛市，上海综合指数1996年最大涨幅达到126%，深圳综合指数的最大涨幅达到210%；1997年，上海综合指数的最大涨幅达65%、深圳综合指数的最大涨幅为59%。需要说明的是，1996年12月和1997年5月份，中央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政策打压股市，否则，股市的涨幅会更疯狂。 价上涨背后是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为了争夺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采取了不正常的竞争手段所致。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披露，两个城市主管金融的领导亲自指挥和协调“操纵股市”事宜，当时深圳的龙头是深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发展”），深发展是上市的第一家银行，由该银行给深圳的证券公司（主要是君安证券公司）融资，再由证券公司把深发展的股价炒上去。深发展的股价从5.9元启动，1997年最高达到49元，期间还实施了10送10的分红，最大涨幅超过15倍！而上海市场的重点是“陆家嘴”和“四川长虹”两只股票，分别都有上海市政府指定庄家。当然，与深圳一样，资金大都是从银行（后来处罚了上海的两家银行行长）融资来的。四川长虹在1996年初的股价为7.5元，1997年5月份最高达到了66.18元，最大涨幅达到780%，陆家嘴的最大涨幅为460%。 两个城市比赛的结果当然是股价的大幅度上涨，平均股价上涨了两倍多。而当时正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后，经济增长速度处在较低的状态，因此，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而股市持续上涨的现象。这是股市与经济基本面的第一次背离，而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同样，1999年至2001年的轰轰烈烈的“5.19行情”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1997年5月份之后，在政策打压下，股市出现了不断走低的状态，本来是股价的合理回归，但时至1999年5月份，政府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活跃股市。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股市出现了井喷行情，在两个月时间里上海综合指数从1050点涨到了1750点，涨幅超过60%。如果说1996年至1997年的股市上涨是由地方政府发动的，那么，“5.19行情”完全是由中央政府总体动员的。在股价不断上涨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通货紧缩，于是，出现股市与经济基本面的第二次背离。 政府不断干预股价的结果就是股价的严重扭曲或泡沫。当上海综合指数在2001年上涨到2245点时，对应的估值水平是60多倍的市盈率。因此，2001年至2005年，在经济处在上升周期的背景下，股价出现了持续的下跌应该看作股价的去泡沫化的现象。如果把股市与经济的关系还比作“狗”与“主人”的关系的话，主要问题是“主人”经常指挥“狗”超前乱跑。 经济结构的扭曲防碍公司盈利增长预期 经济增长本身出现某些不正常现象也是股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