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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 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张昭军 2012-10-12 15:36:01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3 期 内容提要：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 19 世纪 70 年代初传至日本， 20 世纪初进 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 一方面， 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 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 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 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 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另一方面， 中 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 又因应时势， 予 以改造与发挥。 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 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 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 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 中国则出现 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 家主义色彩， 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 循流溯源，观同析异， 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关 键 词： 文明史学 田口卯吉 梁启超 作者简介：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引言 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 两国史学的近代转化是从外源性的文明史学传入开始的。 日本的文明史学源自西 欧，而中国的文明史学则由欧、 日两条途径传入， 其中又以日本影响为大。 今天， 我们追问与反思中国史学的现代性， 不可能忽视两国早期文明史学的历史特点和 内在关联。 多年来，中国学者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及日本在西史东渐中所起的作用 已有所关注； 日本学者小泽荣一、 大久保利谦等在相关著作中对文明史学问题也 有所涉及①。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中、日 早期文明史学的理论特征及其差异性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本文拟以田口卯吉、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为切入点， 专门考察文明史学在中日 两国的兴起与变异， 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 一是探寻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的共有特 征。尽管当下“文明史”已成笼统庞杂的概念，但若把中日早期文明史学一并考 虑，仍可从史学理论层面揭示出其具体内涵和时代特点，从而判明 20 世纪初中 国的“新史学”在国际上的类属和位置。二是分析中日文明史学的变异性。文明 史学在传播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影响， 带有民族性格， 从而表现出不同 个性。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对于历史科学性的理解，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以及 对民族国家近代化道路的设计， 各异其趣。 这两个问题， 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和 把握中日近代史学的特质与走向。 二、中日文明史学的发生及其共有理论特征 文明史学起源自西欧， 19 世纪 70 年代初传至日本， 20 世纪初进入中国。 以 文明史为名输入的著作， 当时以基佐的 《欧洲文明史》与巴克尔的 《英国文明史》 最具影响。日本史家称： “这两种书如旋风一般，在当时思想界甚为流行。”② 西史东传，直接催生了中日本土的文明史学。 日本的文明史著作以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为开端，而在此以前，福泽 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已在史观上作了准备。福泽《文明论之概略》成书于 1875 年，严格意义上说，该书并不是一部史学专著，但却带有较浓厚的文明史 色彩。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