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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宗法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宗族由若干个同血缘的家族集合而成，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成宗族，结成乡社，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事实。在宗法制度下，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统治和服从为内核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体。它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在家族——宗族内部起到维护父家长统治权力的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道德制约的作用，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维系秩序的功能，同时，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家产生与家族观念 一、家族的产生 家族是个历史的概念。在原始群婚时期，人类处于血亲杂交状态，还不可能产生家族。随着母权制氏族的形成，始出现母系大家族，即男子居住女方，世系依母系计。到了父权制氏族时代，形成了父系大家族，女从夫居，世系依父系计。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逐渐解体，又形成私有制下的父系大家族。父系家族内部包容了若干个个体家庭，家族内部所容纳的个体家庭或多或少，但都持有同姓一家族的观念。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父系家族中拥有父权和夫权的家长，即拥有掌握家族所有财产和支配家族所有成员的绝对权利。家长的这种统治权力，在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都是一样的。只是地主在其家族经济的支撑下，大都聚合多个个体家庭而居，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家长的地位愈形尊严。农民家庭的家长通常是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是仅有的少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同时又是生产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其统治权只限于“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①《汉书· ①《汉书·食货志》。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它的精神本性所决定的，它的精神本性是由该民族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要受生产力状态和它的生产关系所制约。② 详见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氏族本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血缘集团，由血缘纽带组成的氏族社会，是世界各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发展阶段。然而，不同民族在氏族制解体后的发展形态却有差别。例如，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中的希腊人，很早就从事跨地域的海上商品交换，频繁的迁徙流动，使他们挣脱血亲的束缚，构建起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由于跨海迁徙造成不同种族的融合，导致城邦国家在政治上不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不是在文学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 ② 详见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③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132页。 反观中国，当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原野上的古代中国人告别了采集与渔猎经济后，即开始了定居式的农业活动。农业型的自然经济有下述重要特征：第一，固守土地，只要没有威胁到生存的灾荒或战乱，一般很少有流动迁徙。第二，每个家庭或家族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代复一代地从事着简单的再生产，因此，维系家族成员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第三，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承，主要凭借长辈的口传身教，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家长自然成为一家的权威。显然，农业型的自然经济是血缘纽带无法割断的根本原因。在血缘（家族血亲）、地缘（农村乡社）、业缘（农耕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同一家族的成员长期生活、劳作于同一地区，世代繁衍，家族本位成为根深蒂固的群体意识。 二、家庭结构与家族观念 中国封建家庭的结构是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的典型的父子型家庭。家族关系以亲子的血统关系与夫妻的婚姻关系为基本构造。 就血缘关系言，古代社会中比较典型的家族是由至少两代人的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连琐结合而成。若干个有着血缘联系的个体家庭同居聚合成大家族，诸如祖孙三代家族、四世同堂家族或五世同堂家族。《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这种大家族的典型代表。大家族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所谓“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①《荀子· ①《荀子·致仕》。 就姻缘关系言，它决定着家族的绵延，是构成家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父权与夫权支配下的家族关系中，姻缘关系从属于血缘关系。首先，娶妻须由家族中主要成员过问和决定，所娶女子的贞操对全家族负责，以确保家族血缘世系的纯度。亡夫之妻再嫁要由家族长辈认可，并征得全家族的同意。其次，家族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她们既受制于直系长辈，又听命于自己的丈夫，严格遵从家族内部既有的等级秩序。再次，同一家族中的女性，其地位也有高下之别。婆媳之间，媳要听命于婆；嫡长子之妻与庶子之妻，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主妇与媵妾之间，主妇为正室，媵妾为偏房，地位自有高下之分。 上述家庭结构，派生出古代社会的家族观念，举其要者，约略有三： 一是血缘观念。古代大到历代帝王的世系，小到普通个体家庭或家族的延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