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地理环境和堤防管理制度.doc

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 二 清代对于汉水下游堤防管理的空间规划 二 清代对于汉水下游堤防管理的空间规划 由于钟祥、京山县境内的汉江干堤以及沙洋堤处于汉水下游三角洲的上游，关系到整个地区的基本安全，且堤防易溃，修筑不易，因此钟京境内的汉江干堤堤防以及沙洋堤是着意维护的堤防。沙洋以下各州县境内河流众多，垸田密布，汉江干堤是垸堤的一部分，这一区域排水与垸堤管理是其主要的问题。因此汉水下游的堤防修筑与管理的空间规划，明显形成了两个区域：钟样、京山、沙洋堤堤防的管理与天门、潜江、沔阳、汉川堤防的管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首先在资金筹集与管理官员的重视程度二方面，前者受到明显的重视。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官为经营的“皇当”业大量存在，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国家对汉水下游的堤防修筑的资金筹集亦采取了基金生息的方式。沙洋堤、钟祥、京山县境内的汉江干堤在这一时期皆设立了生息资金⑤。 在所有堤段中，沙洋堤最早以基金生息的方式筹措资金。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乾隆年间，修筑沙洋关庙堤段，多次得到官帑资助。乾隆二年(1737年)，修筑沙洋郑家潭溃口，动用司库公捐银一千两交荆门知州修筑⑥，乾隆八年(1743年)朝廷发帑银一万两交荆州、安陆二府商人营运生息，乾隆九年(1744年)又发帑银四万两生息，与武昌金沙洲荞麦湾堤共同使用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修筑钟祥铁牛关、许家祠、京山杨堤湾溃口，请帑修筑⑧；乾隆后期，钟、京汉堤亦设立基金生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将钟祥知县赔款一万四千两发安陆府典商生息⑨；五十年(1785年)，在潜江、钟祥应征还所借修堤银内核减一万九千六百两交商营运生息⑩。 乾隆末年，政府经营的皇当业趋于衰弱，基金生息随之趋于解体。嘉庆十一年，凑发钟堤息银只有三千两，数额远少于康乾时期，表明嘉庆、道光年间基金生息已经入不敷出⑾。咸丰初年，生息基金被提作军费，基金生息完全解体。故嘉道年间，府州县官赔款修筑日益普遍。在此形势之下，这一时期捐输资金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遇险要大工，地方官员需捐养廉银办理，然后再向业民摊征还款。道光七年修筑京山、钟祥二县堤工，需款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韦庆远：《清代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清代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辙”》，载韦庆远著《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⑥《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上录《孙制宪奏修沙洋下十里内堤》。 ⑦乾隆《荆门州志》卷12《水利》录《筑沙洋临江大堤并修复仙人古堤纪略》。 ⑧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 ⑨《襄堤成案》卷2《县主饶拱辰详请饬令钟祥修筑二三工等堤溃口，并恳查钟堤本工息银有无存项禀》，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⑩民国《湖北通志》卷42《堤防》，“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丙戌谕”。 ⑾《襄堤成案》卷1《县主饶拱辰详请饬令钟祥修筑二三工等堤溃口，并恳查钟堤本工息银有无存项禀》，成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该处积年被淹，按粮派修，民力实有未逮。又筑拦水柴坝例不报销，应由督抚、司道及安陆、汉阳、德安三府捐廉办理，”各官捐廉银共二万六百四十三两零，分作两年扣还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筑京山张壁口，因业民所集之费不敷，林则徐与司道官员等设法筹借银六千两，由京山县摊征还款②。道光十六年(1836年)修筑钟祥刘公庵堤溃口，“襄阳道杨某捐银五千五百两，湖广总督纳尔经额捐银二万两”。除地方官员捐款之外，商捐银的数额较大。嘉庆十二年(1807年)，总督汪志伊将天门诸通、竹台等团应帮潜江杨湖垸堤修筑资金归入商捐③。道光七年(1827年)修筑京山王家营溃口，需经费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拨贵州铅银十万两外，也动用商捐堤河生息银④。咸丰年间钟祥、京山堤防的资助资金以厘金提供。咸丰七年(1857年)，钟祥设立新河口船厘，所得厘金用于钟祥、京山堤的维修经费⑤。 在管理官员安排上，主要表现在督抚以及钦差等高层官员干预这三段堤防的修筑事宜。乾隆七年(1742年)，沙洋郑家潭堤决，时任总督孙家淦亲临查勘，拟修仙人古堤下十里堤防；乾隆八年(1743年)，总督阿尔塞复勘沙洋堤工，决定将仙人古堤上下十里通身加修，并设立基金生息作为岁修经费；乾隆九年(1744)，总督鄂弥达亲自勘查，再次奏请设立生息基金。乾隆十四年(1749)、十五年(1750年)、十七年(1752年)，历任总督均亲勘沙洋堤，组织维修⑥。道光年间，钟祥、京山县堤溃决频繁，总督或亲临组织维修，或亲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