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和公共舆论：18世纪后期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1.doc

杂志与公共舆论：18世纪后期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化 一、杂志的兴起与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阅读公众的诞生 18世纪后半期德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化与地区化进程，以及启蒙社会的形成，可以说与当时公众的阅读习惯模式的转变（或阅读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这种革命或转变解释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动力源头，其中传播结构的变动对公共领域的萌芽和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社会历史学家们来说，这种进程的最明显证据就是某种文学市场的出现，以及各种独立的启蒙组织的涌现。除了各种共济会的聚会地、俱乐部、社群、阅读组织以外，德国启蒙运动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传播机构就是新闻报刊了，它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并迅速向社会其它领域延伸，尤其是杂志，成为德国启蒙运动中各种重要社会信息跨地区传播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信息网络的主导力量。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来说，德国缺乏一个类似于智力、文化与文学中心的首都城市，与英国、法国相比，德国明显地处于信息传播的劣势地位。于是，他们极力提倡与重视，并推动新闻报刊的发展。他们将这种媒介视为以领土、社会和宗教分裂为特征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集体话语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弗里德里希?尼古莱（1733－1811），作为柏林的编辑、书商与政论家，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发起人。1772年，他阐述了这样一个当时社会流行的看法，“在我们共同的国土上，文学不再为某个首都城市独有，各种文学交往活动只通过书写的方式和印刷品就可以开展了，鉴于此，与英国、法国相比，杂志对德国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杂志，逐渐成为传播与巩固舆论的一支文化力量。它们构成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信息网络，以新颖的面孔、写作方式与论辩风格，成为推动这场思维革命的主力。如果缺乏这样的信息传播结构，我们就无法对这种启蒙社会的形成方式加以探讨与理解。信息网络是一个社会的“血脉与神经”，没有它，这个社会“躯体”无本之木，难以为继。通过对人们对政体方面的兴趣的考察和阐释，我们发现，1789年《德意志信使》（Teutscher Merkur）刊载的文章表现出来的犀利笔调，简练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当时的政治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现实反映。例如，其中一篇文章指出，“不管怎样，因为我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和其他人一样，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并有所行动。” 甚至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杂志是推动和宣传启蒙运动政治化进程的主导性媒介。1785年，一位匿名作者在《德意志杂志》（Journal von und fuer Deutschland）中撰文写道，“报纸的发明，无庸置疑，是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一大创举，没有它们，就没有后者。正是因为这项伟大的发明，整个欧洲社会才向启蒙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在所有公共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参与精神（英国人称之为公共精神），在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传递。” 德国启蒙运动期间，这种在意识领域发生的变化的条件和结果，正是以民众基础广泛、影响深远、以政治主题为导向的杂志的发展为条件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随着启蒙倡导者们之间的传播网络的发展，并最终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和政府等问题上，新的阅读群、受教育的理性公众群体开始诞生，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并逐渐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将受教育阶层组织起来：一方面，总体上来说，杂志是读者传达各种舆论、思想、观点的载体；另外一面，他们在受教育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纽带，即它们是读者群体与文学社群中建立的各种组织和社会交流的动力来源。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公共舆论是受教育阶层在理论上自我界定与行动上独立地建立组织两者辩证关系的结果。 对于社会历史学家或思想史学者来说，德国启蒙时期受教育阶层的政治化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这些阶层政治意识的发展，毋宁说是一种“注重各种社会体验（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吸收与传承知识、重新感知迄今为止主观臆断的或忽略的想法、认识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采纳别人的观点的同时设法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目的的复杂过程。这种过程的发生，以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及其心理状态发生转变为特征，这种转变随之又引发了各种具体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变化。” 因而，在政治化这一概念中又包含了一种行动的成分，即它描述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势，而且它还指涉某种社会行动。 受教育阶层中政治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当时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与特殊的社会压力所致，而后者并不完全来源于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乡村贸易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生产的出现；各种行会组织阻挠手工业的发展而引发的各种危机；由于受到经济圈的影响，农田一度出现快速扩张的局面；政府加大介入经济发展的力度；所有这些因素，成为社会发生变化的动力。而这种社会变化又逐渐引起了当时受教育的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同时，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