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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制　　 满人定鼎中原后仍然强调骑马射箭，这是“祖宗”根本，文官大多坐轿，武官则骑马。图为1869年，下乡巡视的清代官员。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潘洪钢）　　武职官员要带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轿，原本也是中国王朝的一个传统，如《万历野获编?勋戚》卷五载：明代“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橙杌。”清廷以骑射取天下，对此项制度的继承是顺理成章的事。顺治入关后，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所以对于官员坐轿之事，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清初王士禛《池北偶谈?谈故》卷三说：“本朝顺治初，汉人京官亦多乘马。予壬辰计偕入京师，见高邮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马。”晚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三也有类似说法：“本朝初年，汉人官京朝者，亦多乘马。”顺治四年及九年，清廷两次颁布关于“诸王福金公主格格仪仗服色”、“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马服饰制”，在提到乘轿与骑马一事时，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清世祖实录》卷64)。当然，出于礼法的需要，清廷对轿子，已经有较多的关注了。如顺治四年五月，有官员就平西王吴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平西、恭顺、智顺、怀顺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清世祖实录》卷32)大体上，顺治时期，一则不论满洲王公还是八旗将领、官员，一般均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所以虽然定了乘轿的规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只是从礼仪上规定如祭天等仪式时，一定要按规矩办理。　　康熙以降，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经济渐趋繁荣，史有“康乾盛世”之称。但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不仅王公贵族，而且旗籍官员(清代八旗包括满、蒙及汉军八旗，户口与汉族等分开管理，故出身旗下的官员称为旗籍官员)、汉族中的武职将帅多有弃马乘轿者。此种贪图安逸的现象康熙时即已引起当朝注意，雍正、乾隆时期，出台并逐步完善了一套旗员与武职官员不准乘坐轿子的规制。　　康熙二十七年，下令将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彝陵总兵官严弘，年纪衰迈。闻武昌兵丁鼓噪时，乘轿而往。著原品休致。其员缺、以辰州副将郭忠孝升补。”(《清圣祖实录》卷137)雍正四年九月，正式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武弁有整饬营伍操演兵丁之责，理宜服习骑射为士卒先。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嗣后副参游守等官概不许坐轿，以长怠惰之习。倘有不遵，该督抚提镇即行指名题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48)雍正六年出台规定：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不乘马，“擅自违制乘轿者，革职。”(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18，《兵部职方清吏司》)当然，雍正时期的这一规定，主要还是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而且也没有对旗籍官员乘轿一事作出规定。　　乾隆时期，陆续出台了禁止武职官员、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乘坐轿子的规定。乾隆五年，针对汉族武职官员多有乘坐轿子的情况，重申了雍正时期的规定：“自副将以下至都司守备，俱公然乘坐四轿，甚至有前呼后拥，喧耀街衢者。江南如此，他省谅亦不免。夫人情习于劳则精神振作，习于逸则志气委靡。况身为武员而惮于乘骑，开骄惰之端，启废弛之渐，又何以饬戎行而率士卒乎。各省督抚提镇，务将朕旨通行申饬。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题参，交部议处。”(《清高宗实录》卷123)十二年，令禁止年轻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职大臣乘轿：“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此关系我满洲旧习，著力行禁止。”至于旗籍武职大员，“自应遵照旧制骑马，以为所管辖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则官兵技艺，安望精熟。”(《清高宗实录》卷305)十四年，进一步强调外放为官的旗籍文武官员，60岁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轿：“嗣后凡旗人外任各员，六十岁以下者，并令熟习骑射，毋任渐至生疏。至副、参、游、都、守、等官，该将军、督、抚、严饬概不许违例坐轿。擅坐。即行指参议处。”(《清高宗实录》卷338)乾隆十五年，细化了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规定所有旗籍文职大臣，除60岁以上，身体的确不好者外，一律禁止坐轿。除辈份高于皇帝和年纪很大的以外，王公亲贵亦禁坐轿。有乘轿资格的年轻亲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礼仪场合需要“列仪卫”，可以坐轿子以外，平时一律骑马。要把这个命令通行传知，倘禁止后有坐轿者，着察旗御史即行察参，若御史不参奏，经朕访闻，连御史一块治罪，断不宽宥。(《清高宗实录》卷356)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发布禁止乘轿的上谕后，有的官员以为皇上是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乾隆帝不得不再次发布上谕，反复说明不许坐轿的意思(其实这层意思雍正时就已多次强调过了)：叫你们不坐轿，不是说你们没资格坐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