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说史学术背景和研究意义方法.doc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 　　韩大元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宪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等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中，宪法制度史是从宪法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发展历程;宪法思想史是从宪法发展的思想流变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变迁过程，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宪法问题有关的观点、主张等都可以属于这一知识体系，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化程度并不是判断宪法思想史成果的标准;而宪法学说史则是从宪法发展的学术积累层面研究宪法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考查宪法的历史积淀，旨在探讨特定概念与范畴体系化、整体化的过程。它既不同于宪法发展历史，也不同于特定时代宪法思想的记载，是对学术对象变迁的“再认识”。当然，在宪法学说发展中制度、思想与学说又保持着关联性，在互动中寻求发展。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描述与再现了历史事实。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后，我们建立了初步的知识体系，追求着一种宪政理想，但学说的历史带有深沉的政治影响。 [2]以控制国家为目标的宪法，往往在国家的主导下获得宪法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宪法学说具有浓厚的“国家学说”色彩，特别是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联性中寻求发展。由于“富国强兵”成为中国立宪的指导理念 [3]，通过学术活动论证国家的正体性与统治的合理性也成为宪法学说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法学者们试图通过学术论证自己国家的“正体性”，即体制的历史基础与渊源。在他们看来，没有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不可能产生维护正体性的信心与责任。在一百年的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宪法学历来是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科，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制宪、修宪，还是公共政策的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的需求以及宪法学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中国宪法学在各种政治现实面前努力保持着学术自主性，传承学术传统，使宪法学的脉络得到了延续。 　　近百年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宪法思潮、理论、主张以及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对百年宪法学学术传统与遗产，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立场?笔者的基本思路是：我们需要全面梳理(清理)百年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找出经验与教训，在客观地评价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宪法学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通过研究宪法学说史，我们可以寻求宪法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因素，获得对宪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如前所述，在宪法制度、宪法思想与宪法学说的三者关系中，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对于宪法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宪法学说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宪法学的相应发展，而另一方面，宪法学的良性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宪法理论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个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是这个国家是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宪法学说。所以，系统的研究中国的宪法学说史，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宪法学说进行细腻的卓有成效的梳理，不论是对于中国宪法研究的发展进程，还是对于中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次，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化时代，保持宪法学主体性，突出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由于存在着宪法与法律功能的差异性，法律“全球化”空间是比较大的，但宪法作为充满“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最高规则，始终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传统，而这一特点在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背景，西方的宪法研究成果和理论依据固然可以成为我们参考、学习的经验，但是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它无法直接成为我们宪法研究和发展的依据。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还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宪法文本，面向中国的宪法实践。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努力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史上的绵延关系就构成了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知识谱系，也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宪法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历史，必须依靠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和理论框架。所以，宪法学说史研究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发展必须要依靠中国学者的自身努力，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基本的理论依据，否则，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就会出现知识结构上的不平衡和空白。 　　第三，中国宪法学说是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实行依法治国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