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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儿童文学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方面存在问题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在其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著作《儿童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说了一段激情洋溢的话：“旁的不用说，年来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试验，不是这个儿童文学问题么？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演说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1]这两位从中等师范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当时令人惊喜、在今天仍让人神往的儿童文学教育图景！其实，今天的儿童文学教育也呈现与之相似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了儿童文学的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绝大部分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呼吁研究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实施，相关的论著也相继发表；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原有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应否增删，争论新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是否恰当等；教师们纷纷撰文探讨各单篇儿童文学课文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运用；一些高校新设的小学教育专业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儿童出版领域涌现出“民国潮”，出版社竞相重印了大量的民国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及其他儿童读物。可以说，各方正在合力掀起一股新的儿童文学教育大潮！ 为了让这股儿童文学教育大潮涌得更高，有必要通过溯源的方式为其蓄积足够的能量。俗话说：“鉴古以知今”。我们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寻找到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也可以历史为参照来考察当下的得失。教育的发展经常出现“钟摆”现象，所以我们常称某次改革为第几“轮”改革。虽然每“轮”教育改革的时间不同，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往往没有多少变化。如果我们不清楚过去的研究，那么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还把它当成问题在争论；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问题。因为不知道来时的路，所以结果往往是一次次重新出发，一次次回到原点，导致这些出发看起来是在前进，实际上是在倒退。目前的儿童文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就儿童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和历史上的做法相比，退化的状况尚未改观。 首先，课程设置。20世纪二十年代儿童文学教育兴盛初期，在一些中学、中等师范的课程设置中就有相应的课程，如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之“本科作业支配”中将“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与“解悟小学教学法”作为师范教育的三项要务，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学教学法”就要研习“儿童读物研究”和“改文”两类重要的课程[2]。又如1924年东大附中高中职业组师范科所开设的选修课程就包括“国文教学问题”“国文教学法”和“儿童文学”[3]。再如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中开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选”“书法”“文字学”“国语发音学”“语法”“修辞学”和“儿童文学”。其中“儿童文学”在最后一学期（第六学期）开设，而且学分较高（二学分）[4]。可见，儿童文学大潮兴起时，师范学校对儿童文学课程十分重视。20世纪四十年代，大学师范学院的课程中都有“儿童文学及青年读物”这一课程，分三、四、五年级选修，共三学分。1947年，陈伯吹认为将此作为选修课程并不恰当，所以乘各级课程标准修订之机发出呼吁：“高中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大学，亟应添设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一学程，并且规定为必修科目，这样数十年后，也许会人才辈出，而优秀的儿童读物，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5] 其次，课程内容。就目前所见的几则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的材料来看，各师范学校在呈现课程时多只列出“儿童文学”课程名目，并没有详细地列出其课程内容，这大概与最初多数学校并不清楚其课程内容有关。但是，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对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确定做了积极的探索，其《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不仅明确地标示课程名称为“儿童文学”，而且较详细地列出课程目标和内容：“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之价值，授以儿童文学之意义与特点，指定儿童读物之类别及其标准；并审究儿童文学之教学法。计分三部：（1）何为儿童文学：定义，要素，起源。（2）儿童文学之分类：歌谣，寓言，童话，故事，传说，戏曲。（3）儿童文学教学法：教材，教法。”从其确定的最终目标和所设置的三大项内容来看，有关“儿童文学”的讲授均是为了让师范生懂得如何借助儿童文学来进行“小学教育”的[6]。可见，早期师范学校的“儿童文学”课程内容彰显出中的是浓厚的“教育”而非“文学”色彩。 最后，教材编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数种“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读物研究”之类的书籍，并非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著，而是培养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教材，如张圣瑜在其所著《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的“例言”中写道：“本编材料适敷师范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