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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野下高校廉政建设再思索［摘 要］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牢笼”是治理高校腐败的根本路径,为此,应构建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键词］腐败;利益；权力；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8-0103-02 1 高校腐败的特点 高校不仅是“经济的航空母舰”,而且还是“利益的集中营”,成为各利益相关者逐利的对象。“象牙塔”还是“蛀牙塔”？“清水衙门”还是“油水衙门”？ 种种舆论折射出,高校已成为反腐领域又一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北京海淀区高校为例,1998—2008年,该区高校职务犯罪案件高达46件,涉案达55人,占该区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2010—2011年6月,该区职务犯罪案件高达6件，涉案达11人,占该区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7件，涉案达12人的90%。再如武汉高校,仅2005—2008年,该区高校职务犯罪案件就高达97件，涉案105人,分别占同期立案总数的10.7%和10.3%,涉及处级以上干部42人。还有,杭州高校,2005年1月—2008年9月,仅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中就有9所发案,共查处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7人。高校腐败呈现两个鲜明特点。 1.1 涉案面广、级别高,数额巨大 高校职务犯罪涉及基建、财务、招生、文凭发放、采购、后勤、学术造假等方面,犯罪官员级别之高、数额之大、牵涉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较典型个案有：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钱某,涉嫌受贿、挪用公款300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某,贪污学费811.5万元,挪用公款440万元,收受贿赂人民币214万元、美元2万元、港币4万元；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某被控受贿160多万元；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某受贿人民币134.9万元、美元1.6万元,该校党委原常务副书记龙某受贿66万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某受贿68.5万元；延边大学原副校长于某受贿360余万元；原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某受贿60万元等。 1.2 “病灶”集中,犯罪集团化,窝案串案突出 高校基建、财务、招生、后勤是高校职务犯罪的四大“病灶,是腐败的重灾区。据教育部统计,近五年,高校职务犯罪案件82%集中在上述环节。如在南京高校查处的12件12人的腐败案中,50%以上是招投标、基建、特长生招录等重点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不仅作案次数多,而且窝案串案多,受贿次数10次以上的占到将近七成,其中最多的达28次,最少的也有5次,涉案数额最大的达80多万元。再如,河南省2006—2009年在查处高校职务犯罪的80人中,在上述环节实施犯罪的有60人,占75%。值得重视的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蓝皮(2010)》披露,高校招生尤其是特长生招生、“点招”,已成为腐败的又一“黑窝”。如,2006—2009年,北京海淀区共立案查处高校职务犯罪20件,其中招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件,涉及8人,占高校职务犯罪案件35%。另外,犯罪嫌疑人相互串通、共同作案,利益均沾。有的结成利益共同体合谋贪污、挪用公款,长期多次作案；有的相互介绍行贿人,共同索贿受贿；有的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私分国有资产。“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人带出一串”、“查处一案端出一窝”,是高校腐败的典型特点。 2 高校腐败的主要诱因 2.1 高校衙门化、官本位严重,权力监督严重弱化 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不管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高校党政管理人员掌握着政治权、行政权、学术权,把控着高校核心利益资源,是权力强势群体。权力是利益的象征,逐利性是权力的本性。高校强势群体,一旦大权在握,更易于进行权力寻租、贪污受贿。“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高校腐败者凭借权力,除了通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典型行为,获得显性收益外,还暗中进行灰色交易、隐性特权收益等行为,获取隐性利益。如“敬长尊权”下的逢年过节人情礼、房屋“团购”掩盖下的特供利益、三公职务消费,为安排亲属朋友职位所得的“近亲繁殖”收益等。 2.2 “富了方丈,穷了和尚” 高校腐败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校公众利益即广大教职员工利益受损。从表面看来,高校腐败者获得的特殊利益,好像是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受损害,但这是假象,其实质上损害了高校普通大众的利益。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所谓的国家利益、单位利益,事实上是虚幻的、不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