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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员工意外死亡谁来赔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在保安这一行很常见。作为用人单位的保安公司和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再将其派往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和保安公司签署用工合同，规定好派遣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一仆二主”、“一工两用”的劳务关系，往往在工伤、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约定不清，致使保安人员处于不安全的灰色地带。果不其然，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这起事故，就因用工单位和保安公司的互相推诿，而纠纷迭起，是非难定。 私自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送命 2011年1月9日，大雪纷飞。大兴区黄村镇生物医药基地德通化纤厂的保安岗亭门窗紧闭。一大早，两名来换班的保安王某和陈某敲了半天门，也不见有人答应，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岗亭的门，阵阵令人晕眩的煤气味扑面而来。“不好，有人中毒！”两人赶忙打电话报警，并叫来了救护车。果然，正在亭内值班的路波和崔刚两人已经不省人事，屋内一氧化碳严重超标。据查，由于岗亭内暖气不足，路、崔二人私自生煤气炉取暖。煤气炉虽然有通往窗外的管道，当晚却发生了故障，因此一氧化碳无法排出屋外。两人皮肤发红，神智不清，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消息传出，两人的家属马上赶到了北京。崔刚的父亲崔大伟老年丧子，悲不自制。路波的妻子刘莉莉悲痛欲绝，这个意外使两家人陷入了绝境之中。为了尽早“息事宁人”，负责小区物业的达莱物业服务中心（下简称“达莱物业”）打算和死者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和解协议》。由于崔、路二人是由北京兴卫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兴卫公司”）派遣到达莱物业的，达莱物业找到兴卫公司，商量共同赔偿事宜。 1月19日，这两家公司和死者家属达成了共识。当天，达莱物业、兴卫公司和路波的妻子刘莉莉达成《死亡赔偿和解协议书》。协议约定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共同一次性赔偿死亡补助、抚恤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费用共计56万元。协议签订生效后，全部赔偿款项一次性支付给刘莉莉。刘莉莉领取上述赔偿款后，自愿放弃其他各项权利及索赔，并且保证今后如果再有任何人以路波亲属名义向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提出索赔主张的，她将承担一切责任，赔偿因此给两家公司造成的损失。 共同赔偿，责任分担语焉不详 与此同时，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达成了一份协议 ，协议约定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对路波妻子刘莉莉提出56万元的赔偿总额无任何异议，双方愿共同承担上述赔偿款。但对此事故的赔偿究竟由哪一方承担以及责任的大小如何确定，都交由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执行。这份协议表面上对赔偿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却搁置了争议的关键环节：即这起事故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协议约定最终责任根据法院的判决决定，实际上将皮球踢给了法院。如果双方均不执行赔偿，那么死者家属只有等待法院的判决生效，才可能获得赔偿。 可以想象，死者家属向两家公司施加了相当的压力。最终，由于兴卫公司暂无资金支付赔偿款，达莱物业先行垫付赔偿款56万元。双方约定待人民法院的裁决生效后，兴卫公司再按判决书认定的相应责任进行实际的数额给付，这项给付在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完成，不得拖延。刘莉莉签字画押后，拿着达莱物业先行支付的56万元回了家。第二天，两家公司又转做崔刚父母的工作。1月22日，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与崔刚父母达成了相似的《死亡赔偿和解协议书》，同样是56万元，崔刚父母在协议书中自愿放弃其他各项权利及索赔。这56万元也是由达莱物业先行垫付的。 谁也没想到，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崔刚的父亲和路波的哥哥路有才又接到了兴卫公司的电话。在兴卫公司律师的“建议”下，崔大伟和路有才做出了这样的证词：“崔、路二人的事故是工伤，是在给达莱物业打工时发生的，而不是给兴卫公司打工时发生的，二人直接受雇于达莱物业。虽然他们没有签劳务合同，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派遣合同时间成疑，到底谁提供了伪证 匆忙签订的共同赔偿协议，对于赔偿责任如何分配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明确。这果然埋下了隐患。死者家属走后，达莱物业多次和兴卫公司商量责任的认定问题，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达莱物业认为崔、路二人是与兴卫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被派遣到物业工作，与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物业只是向兴卫公司支付劳务费用，不应承担工伤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但兴卫公司拿出当时签订的那份赔偿协议，提出责任认定要由法院来判决，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他们拒绝支付赔偿。 达莱物业只得于5月12日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庭上，达莱物业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保安服务合同》。根据这份签订于1月7日的合同，达莱物业支付保安服务费，兴卫公司指派保安为其提供服务，并负责支付保安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这份合同中第22条明确约定：兴卫公司派遣的保安人员如果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全部赔偿费用由兴卫公司承担。凭借这份合同，达莱物业感觉胜券在握，向法庭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第一，由被告兴卫公司支付本应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