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旦――绍兴路9号小传.docVIP

花旦――绍兴路9号小传绍兴路以前叫爱麦虞线路，隶属法租界，花园洋房，高级公寓，新式里弄，遍植梧桐及花坛。一些知名人士，如旧上海市长吴国祯、黑帮大亨杜月笙、交际花王吉等，均在此置备产业。作为上海市保护建筑的绍兴路9号，属法国警察博物馆。博物馆内设俱乐部，有舞厅、剧院、咖啡室、吸烟室，供法国公董局的警察以及家属消遣。细节部分Art Deco的风格，比如一个个唇印，遍布在这里、或者那里。 到了周末，绍兴路比如时巴黎的荣军院，静谧的街道上，散散落落，法国女人的裙裾，法国孩子的童车，法国男人的雪茄。他们用秋天最初的一片梧桐树叶，寻找着与法国相似的生活。五十年代，绍兴路9号改作京剧院，这样，这栋房子的下半段就和一个带着戏班子移居上海的女人勾连起来了。 在三四十年代，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四块玉”，曾经名噪一时。她们是该校第四科的四位女生：李玉茹、李玉芝、侯玉兰、白玉薇。毕业以后，李玉芝和白玉薇先后移居海外，侯玉兰在60年代因体弱多病而辍演。只有李玉茹艺术之树长青，直到前几年，她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的演出。李玉茹的戏路极宽。她8岁入戏校学习，得到王瑶卿、程砚秋、律佩芳、吴富琴诸名家的亲传，以行当论，青衣、花旦、刀马旦，她都能演，以流派论，梅程尚荀，她都擅长。1940年，中华戏校因拒绝日伪接管而宣布解散。李玉茹这时已经毕业，遂集合一班同学，组班演出。校长金仲荪亲自为她的班子起名“如意社”。起初在北京演，年底赴上海演出。由李玉茹挂头牌，武生王金璐挂二牌，特邀马(连良)派票友纪英甫为当家老生，挂三牌。纪英甫由此改名纪玉良。1941年正月初一，“如意社”首次与上海观众见面。日场是李玉茹的《鸿鸾禧》、王金璐的《挑滑车》；夜场是纪玉良主演著名的“马派双寺”--《法门寺》和《甘露寺》，均极受欢迎，成了南北驰名的梨园新人。报章上的赞扬文字也很多。 五十年代起，李玉茹任上海京剧院院长，依然是老的做派，院子里设了学馆。李玉茹一大早的就来到院子，与一班学生扯嗓子，练身段。 花旦总是美丽的，婀娜的，风情万种的。京剧里，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悲欢离合，都是花旦惹出来的。 李玉茹是花旦，无一例外，李玉茹的韵致是令人过目不忘的。 她走路的样子很轻，像是叶子飘过。她脸上隐隐约约，透着悲情。前面七十码就是京剧院，她像去赴死。 红卫兵已经等在那里。 京剧院的楼梯是乳白色大理石的，她一级一级地踏上去，比如慢镜头。她要拖延，拖延一个她不要也不愿的命运――她不要自己穿得这么寒酸地出现，她不愿被人按下头颅。 一个红粉佳人，在一个缺少神性的年代里，她必须为自己的美丽和名声付出代价。 站在那里，前尘往事，清清楚楚。 1947年，那个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有时还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这样年轻，能与众多名角争辉，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演技再高，在那个社会里仍被鄙视为“戏子”。 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巴金。 曹禺的名字，于李玉茹，如雷贯耳。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抗战时期，她又看了曹禺的另一个话剧《蜕变》，她迷上了曹禺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 渐渐，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或是兄长。她经常到曹禺的家去拜访。 李玉茹原是苦孩子，她的父亲是北平的贫民，很早死去，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念过多少书。一日，曹禺拿出一套书，罗曼 老上海的四马路是奇怪的。妓院、戏院、书店，还有很多著名的馆子都在这条窄窄的街面上繁荣着。白天，这里多的是文人墨客，晚上，路灯下，巷子里，是情形诡异的各路嫖客。 40年代，柯灵先生主持的《万象》杂志社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亭子间里。初出芙蓉的张爱玲，穿一件碎花布旗袍，夹一个布包包来找柯灵。布包包里装的是她的小说。 一幅学生的样子，李玉茹亦常在这条街上买书。那时光，曹禺家有什么书，李玉茹也买什么书。 临近解放，党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经香港到北平去。这时，社会上谣言很多，秩序混乱，李玉茹只会演戏，不懂得时局的人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曹禺怜香惜玉，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会更好。” 李玉茹很乖，留在了上海。 天下有情人要终成眷属，先要相遇，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