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的《金锁记》中女性的生存关系及其困境.docVIP

论张爱玲的《金锁记》中女性的生存关系及其困境 　　摘要：张爱玲是上个世纪最为传奇的女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几乎都如同她一样在种种困境中左冲右突，但最终化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其代表作《金锁记》中形形色色的女性浮世绘细致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女性生存实态，女性关系及其困境。文章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入手，详细分析女性当时的生存状态以及由于根本上自我意识的缺失导致关系的畸形及自我构造的牢笼困境。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关系；生存困境 　　1943年，上海《杂志》月刊上一篇名为《金锁记》的中篇小说横空出世，被夏志清誉为“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并且在上海滩迅速走红。它的作者，便是日后享誉整个中国文坛的张爱玲。她也由《金锁记》真正的实现了成名要趁早的愿望。 　　这篇小说如此吸引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文中对从少女到怨妇的市井气息浓厚的曹七巧刻画的入木三分，让人心生惧恨的同时又不由得产生同情和怜悯。其实这类残缺血肉的“红粉骷髅”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比比皆是，从《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到白流苏，《花凋》中的川嫦到曼璐，乃至她后来半自传体性质的盛九莉，到底都是凄凄惶惶的瑟缩在男权制度的困笼里残喘。在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眼中，她彻底的清算了女人们，没一个女人的命运是她真正认可满意的。她所身处的时代，实在是让她见识了太多这样的女性，连自己都未能逃过。于是她几近恶毒地从容道来那个时代女人们的顺从奴性，批判她们对男人的依赖。 却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连这恶毒都是建立在爱与同情之上。《金锁记》中每一个女性角色，张爱玲都倾注了心血去刻画，由此，那个年代缓缓向我们走来。 　　一、女性的生存实态 　　在探究女性关系之前，首先要了解当时在封建大家族中女性的生存实态，再由此分析她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归根结底，在宗法体系下生活的女性，无外乎三种状态，并不一定就是她们永恒的定位，而是她们在不同阶段的体现，但每一段都是她们所必经的。 　　（一）契约签来的机器 　　“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做媒的找了这曹家的……索性聘来了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2]短短几句，便点明了曹七巧尴尬的身份，残废的妻子、不得已才扶了正、等同一个佣人，在这个大家庭里，连丫头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对她评头论足。这场婚姻，彻头彻尾是一场交易，而曹七巧则不幸成为一纸契约签来的机器。女性的婚姻在张爱玲看来本就是长期的卖淫，为了利益“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而《金锁记》中婚姻则对女性更为残酷，她们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买回来的机器，“婚姻只是保证“家”里的“种”延续的手段。姜二爷和曹七巧的婚姻把这种观念推向极端――当事人之间非但无情无爱，甚至无“性”而生殖，无“身体”而续种。”[3] 　　无论是曹七巧或是芝寿，都因为一场婚姻而在短时间内就走向了黑暗的末日，这种窒息的感觉伴随她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得以解脱。而这也是导致曹七巧最终变成一个心理扭曲的怨妇、逼死儿媳，摧毁女儿的主要原因；也是芝寿最终凄惨死去的原因。可在男权社会下，机器怎会被关注呢？偶尔有无力的呻吟，反正她们一个齿轮都改变不了。 　　（二）宗法的狱卒 　　文中一直没有正面描写的姜老太太，实则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一手促成了曹七巧的人生悲剧，也是她端坐在高高的父权宝座上，掌控着姜家，仿佛看管大家庭的狱卒，手持着“礼法”的鞭子，使其维系着表面的平和，不至于人心散乱。后期老太太死后，曹七巧则是不折不扣的扮演着一个女性家长的身份，不许越雷池半步。她虽然身为女性，但却无能完全脱离父权体系的秩序，只好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她在侄子怕长安摔倒而接住她之后，将其痛骂一顿，赶出家门。而后对长安进行教育；为了控制长安，她给长安包起了最具封建陋习代表的小脚。 　　可这“父亲的影子”寄居在曹七巧身上，不仅仅摧毁了儿女，连她也不好过。当姜季泽假意来向她表白时，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为了命中注定要和姜季泽相爱。”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 　　然而“家长的权力，家长的法……枷锁般束缚着七巧，七巧明白，……，自己不过是姜家未成年儿子一时的财产管理人，要确保这个资格，必须恪守妇道，……一旦失足，不仅钱会被姜家收回，自己还会遭到惩罚”[3]最后，她的确保住了自己的金钱，可曹七巧站在窗边痴望那道她魂牵梦绕的身影，晴天的风不是白鸽子，而是她压抑了小半生的爱恋，它们环绕在姜季泽身边，和他一起远去。 　　一个合格的狱卒，也一定是住在监狱里的。 　　（三）“纸糊”的附庸 　　女儿长安第一次出场，是和哥哥一起，“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这便暗示了长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