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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论述【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环保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也空前的高涨。本文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进行讨论。以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城市；规划；复杂性 基于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必要性不言自明。但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建设生态城市必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目前国内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的现象，值得警惕。最近几年被人们所热议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枯萎”[1]。那么，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为何举步维艰? 生态城市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应该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话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与生态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作进一步的思考。 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1.1 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 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 》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1]。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 亿m3 ，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 ，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 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 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 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2%； 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 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 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 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 并且，对自然生态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