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如何维护政治秩序——读《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docVIP

　　法律如何维护政治秩序——读《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 一 启蒙与普芬道夫 提及现代早期的政法哲学，特别是自然法哲学，就必然要提到普芬道夫。普芬道夫是欧陆第一位自然法讲席教授，是《普遍法学要素》、《自然法和国家法》[1]等一系列启蒙政法著作的作者。他上承格老秀斯、霍布斯，下启洛克、莱布尼茨，是现代早期政法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他曾长期服务于君主统治者，是早期欧陆开明专制的精神导师。[2]著作的广泛流传和为统治者的长期服务反映了普芬道夫的才智和贡献，也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作品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国家中心式政治实践的哲学表达，在现代早期欧洲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是八卷本《自然法和国家法》的简缩本，集中反映了普芬道夫的政治法律思想。普芬道夫虽久负盛名，然其著作长期没有汉译本，实为憾事。商务印书馆将笔者翻译的这个本子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17世纪是欧洲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枢纽时代。那是人类文化极其辉煌的一个时代，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里，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欧洲秩序逐步得到重建，并开始向外殖民扩张，欧洲人的活动空间急剧扩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希腊罗马古代世界文明的发现，精神活力复苏了，新思潮、新创造不断涌现。启蒙之花就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绚烂绽放。在此意义上讲，启蒙实际上就是对新秩序的心灵关照。启蒙对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政治体之间以及人与政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核心问题。从政法哲学视角观之，启蒙对新秩序的这些原创性思考为其后几个世纪的政法理论设定了基本的思维框架，从而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奠定了思想根基。这一智识资源体系是由一系列伟大人物铸就的，比如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在这其中，普芬道夫功不可没。 二 自然法与现代国家理论 30年战争结束了始于宗教改革的宗教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所梦想过的普遍和平与稳定，它所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安排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基础。普芬道夫是最早经历和反思这一现代政治安排的理论家。他的自然法理论把和新秩序相一致的标准和概念加在新秩序之上，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 国家是从自然状态而来的。自然状态是自然法之下人类的自治状态。人的软弱本性决定了自然状态的自治必然会带来混乱。为了建立保护屏障，抵制来自于人并威胁于人的邪恶，人们开始建立国家。大概是汲取了自己在30年战争中的经验，普芬道夫宣称，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社会情感促使人们建立国家，而是残忍的战争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国家的构造是由两重契约和一项法令来完成的。首先，在不安全的自然状态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判断力的众男性家长全体一致地达成第一重契约，组成一个单一而永恒的联合体并确定政体。然后，主权者和臣民达成第二重契约：任命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将未成熟国家托付于他，并规定托付的条件，其他人就成为臣民或公民。这一契约包含着对待给付义务：个体性的臣民同意服从统治者，因此就负有政治义务；而统治者同意照看国家。最后，统治者要依据法令行使最高权力，并只以公共安全为目的。只有在第二重契约生效时，一个完全和正常化的国家才算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普芬道夫揭示了杂众如何可能组成一个联合体或联盟(Association or Union)，随后还分析了政体(Form of Government)、最高权威或主权(Supreme Authority or Sovereignty)、统治者(Ruler)或主权者(Sovereign, summum imperans)、臣民或公民( Subjects or Citizens, subdit or icives)、国家(State, civitas)等概念。 普芬道夫对这些概念的分析是早期现代欧洲最有鉴别力的分析，并为后来几乎所有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基本词汇。以这些概念为轴心，普芬道夫对政治体内部的秩序做出了具体安排。从自然状态到正常主权国家，普芬道夫为现代国家进行了理论上的证成，为其正当性奠定了根基。 普芬道夫关于两重契约和一项法令的论述是对霍布斯一重契约（即主权者与臣民的契约）国家理论的直接驳斥。[3]普芬道夫点出了霍布斯一重契约理论的致命缺陷：在共同体成立过程中，是臣民之间相互表示服从，而不是臣民向还不存在的主权者表示服从。他认为，霍布斯企图用一重契约来巩固主权、防止叛乱的做法并不可取，一个建构恰当的双务契约并不会给反叛提供借口。其实，当我们承认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契约存在时，霍布斯所看到的那些麻烦也并不必然会到来。普芬道夫对霍布斯的批驳向我们显示，是自然法构成了其国家理论的根基。首先，国家的形成是自然法的必然要求。社会性是自然法的根基，自然法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