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以建立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为目标追求.docVIP

　　论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以建立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为目标追求 杨兴培 摘要：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刑辩律师和刑事辩护的艰难起步。这是因为：它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在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尽快建立和确认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从而使刑事辩护的价值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刑事法律关系确立和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审判机关被要求必须跳出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范围，只是居中审理发生矛盾冲突的刑事法律关系，而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发生直接的对立或者结盟。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构中，刑辩律师的社会价值就会随着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而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体现。 .. 关键词：刑辩律师 刑事辩护 刑事法律关系 司法公正 程序公正 本文系上海市“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T程（085工程）”和“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简介：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注定是一个不会风平浪静的时空领域。近一段时间，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张依法治国，取信于民的执政新理念的推动下，司法实践面貌焕然一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了一个时代的呼唤和追求。新时代总是令人向往的，新理念总是催人奋进的，新口号总是鼓舞人心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历久的历史法制文化作祟，由于现实社会的各种吊诡现象作梗，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代表公权力的公诉机关携警方的强势之力一路呼啸而来，同样代表公权力的国家审判机关有时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公诉机关相互配合，而代表被告人的刑事辩护律师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进行着无力的辩护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一些被冤枉的案件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尽管在这些被冤枉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们极尽全力作出了无罪辩护，要求司法机关谨慎行事、严格执法，防止冤屈，但在曾经的不正确司法观念的支配下，这些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声音往往像一阵轻风拂过似的不被引起关注，以致酿成诸多千古冤案。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刑事司法实践怎么啦？刑事辩护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难道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一直要在付出血泪的代价后才能引起警醒而走上正轨吗？所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也到了应当重新确认刑事辩护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的时候了。 一、刑事辩护的话题倍感艰难 中国的刑事辩护一直是一个非常沉重和艰难的话题。这是因为：它既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有时又在某些个案上呈现出极其敏感诡秘的现象，以致引起某些社会观念明显分裂的各方高度关注而备受争议。在一些引起媒体和舆论关注甚至引起公众轰动的案件中，刑事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往往承受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存在，与整个中国法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随着一声声慷慨激昂的“我代表×××判处你死刑”的宣判，一声声枪响之后，便是一具具倒在血泊之中的污秽尸首。大浪淘沙，这种处在敌对斗争中以成王败寇历史情事为线索而进行描绘的杂剧话本固然不足为凭。但不可遗忘的是，在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的百人大会、千人大会乃至万人大会上，随着主持者的一声令下，—个个被五花大绑的“有罪者”鱼贯而行地被押上主席台。旋即又一声令下，这些“有罪者”便被押往刑场就地执行枪决的种种场面倒是令人记忆犹新。在这种决定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场合中，人们不是很难看到刑事辩护律师在场为被处置者作一些哪怕是“软弱无力”的辩护和辩解，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进行刑事辩护的时代空间。 中国的刑事辩护的这种历史遭遇，不但与中国古代律师被贴上讼棍、讼师的标签，以致留下了不好名声的法律文化传承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古代社会本属于家国同构式的家天下社会结构的历史紧密相关：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主人往往一人为主一言为定，不作兴、不喜欢兴师动众打官司，由此刑事讼师和刑事辩护必然为当政者所不容。进一步而言，这种现象同时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呈现出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无法添加讼师的元素，从而为刑事犯罪人辩护必然遭遇立法层面的打压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刑事辩护在中国古代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必要性，所以讼师在中国古代的为政者或法律的视野中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形象，反而往往被视为民间纠纷的添乱者与社会麻烦的制造者，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讼师存在价值的基本定位，正如有学者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