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柱：今天我们有理由再论“宋商天下”.docVIP

景柱：今天我们有理由再论“宋商天下” 　　10月18日上午，汴商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开封举行。作为汴商联合会的首任会长，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作了题为《宋商天下》的演讲。 　　开封汴梁作为北宋都城，汴商的源头也可追溯到宋商的历史。为什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景柱纵横历史，捭阖古今，用现代眼光分析了北宋时代经济、政治、商业、文化等方面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及留下的思考，得出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以下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为什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历史书中，国运兴衰始终是笔墨主线，因此，我们爱讲“汉唐”，讳提“唐宋”。不但如此，据说黑格尔有句名言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是，11世纪的东方却发生了一场“唐宋革命”，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空前绝后的褒奖，源于宋代发生了巨大的“经济革命”，国家因此实现了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和人类文明的空前进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因此，如果说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代则是现代社会的拂晓。 　　在宋代，物质文明从庙堂之上广泛普及到民间；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同时，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货币开始广泛流通，并出现了“交子”“会子”等有价证券；礼制的“坊市制”商业模式彻底瓦解，开封店铺一度多达6000家，仁宗嘉佑三年前，开封的商税多达2200万贯。据《宋史》记载，北宋年税收入一度达到16000万贯，折合目前人民币约2000多亿元，这个时期的北宋经济社会总量大体相当于目前的河南全省。因此，古代中国最富裕的朝代不是汉唐，而是北宋。有资料讲，北宋的GDP最高时期曾占全球的80%，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是中国历史最高纪录。 　　在工业与科技方面，胶泥活字印刷术、火药和火焰器、航海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机、水力纺织机、船用水密隔舱等都出现在宋代。 　　在社会管理层面，世袭贵族日渐式微，下层人民从“人身依附”转型为“契约关系”，全社会的平等化和平民化推动了人口流动，人们逐渐摆脱土地束缚，走向城市从事工商经济。同时，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商业私有制迅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在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全国只有13个，到北宋则达到46个。宋徽宗时期全国人口达到1个亿，城市化率已超过了20%。 　　经济社会与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带动了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度超过2000万贯，每年海上贸易抽税近200万贯。北宋大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拜占廷帝国从顶峰走向衰落，而南宋在兵临城下维持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十字军东征。因此，正如《诗经?商颂》所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这种“四夷小国来朝拜，车水马龙各争先”的历史场景在北宋达到了鼎盛。 　　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在宋代，皇帝、宰相、台谏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以“制命为职”，宰相具体执掌国家治理，台谏有监督责权。 　　宋太祖曾为子孙立“誓碑”三条，第二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宋朝的文官政治和民主政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官政治意味着理性管理，宋朝的文官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从公务员的分类、职责、考录、培训、晋升、奖惩、调动、解职，到行政命令的签署、审核、传达、执行、反馈、问责等，都得到了系统完备，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相比于汉朝的“内外朝制”和明初的“废相制”，都显得十分科学。正因为如此，宋朝由文人政治自然进入了法治时代，南宋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曾总结道：“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因此，宋朝在民间租赁、抵押、典当、买卖、借贷、财产继承等所有商业活动，均有周全的法令，为“全民皆商”奠定了良好的经营平台。 　　最近，社会上有一场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争论，但宋朝的繁荣明显在于国家以重商主义为先导，强化经济部门，推行“产业政策”。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繁荣，没有政府主导，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很难构建一个科学完备的现代经济体系。 　　宋朝文官政治的更大作用在于推动全社会各阶层的垂直调整，虽有门荫补官和进纳买官，但亦有“流外出官”。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占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一改历来由“官二代”占主流的选贤积弊。历史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社会就产生功利化和世俗化，北宋也不例外，但北宋在一片功利和世俗中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颁布的《惠养乞丐法》，规定每年十月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