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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抑郁症：这么远，那么近 　　上海东华大学肯德基曙光公社一群大二的曙光学子进行了《上海地区白领对抑郁症认知程度的研究》，结论是大多数都市白领对于抑郁症的基本常识知之甚少，对于抑郁症的态度差异也很大。 　　若不是2个月前上海艺人乔任梁的突然自杀，对“抑郁症”信息有些审美疲劳的吃瓜群众似乎对这个话题很难再提起兴趣。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官员或名人因为抑郁症离世，《新民周刊》也在2014年8月做过封面报道。 　　两年过去了，身患这种疾病的人群是否不断扩大暂且不论，但国人对此的了解程度却依旧不容乐观。2016年秋天，上海东华大学肯德基曙光公社一群大二的曙光学子进行了《上海地区白领对抑郁症认知程度的研究》，结论是大多数都市白领对于抑郁症的基本常识知之甚少，对于抑郁症的态度差异也很大。更关键的是，哪怕是高知人群，也未必清楚一旦得了这个病如何获得正确帮助。 　　直到今天，面对抑郁症时，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曙光学子在餐厅向顾客做问卷调研。摄影/沈琳 　　越来越多人“精神感冒” 　　有一部日本电影曾这样描述抑郁症：它是一场心灵的感冒，而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感冒。我们无从得知，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里，有多少正遭受着心灵的折磨。 　　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罹患抑郁症，并没有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官方数据。有据可查的是，中国1982年和1993年两次在内地多个地区进行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躁郁性精神病终生患病率分别是0.76‰和0.83‰。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的报告，抑郁症是全球第四大疾病，约有1/7的人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困扰。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大疾病。而在中国，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为3000万人左右。 　　根据这几年不同学者的调查报告，中国抑郁症患者骤增。2016年春天，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共同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数据非常惊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7.9%，严重抑郁为4.1%。 　　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陈烽对《新民周刊》表示，现在社会发展快，由于工作压力巨大、生活节奏加快、情感障碍等原因，心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几率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抑郁症，而且越是高地位、高智商群体，发病率越高，病情越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来就诊的患者多数是三四十岁以上，而近年来所接触到的求助者年龄呈现年轻化，第一年龄段（25岁以下）的比例上升，很多二十多岁的白领、大学生群体都前来就诊，甚至一些中学生也受到了抑郁症不同程度的侵扰。 　　损失知多少 　　抑郁症不仅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有数据显示，抑郁症病人中，15%最终会自杀死亡，约70%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另外有国外的数据表明，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群当中，大概有70%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40%患有抑郁症。另有数据表明，自杀是中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自杀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 　　2012年，欧洲抑郁症协会发起了一项调查，共有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土耳其、西班牙和法国共7000名成年在职者接受了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10人中就有2人患有抑郁症。英国登上榜首，抑郁症比率高达26%;意大利最低，为12%。抑郁症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86亿英镑的损失，其中包括抑郁症导致的旷工损失、治疗费用、失业救济额外支出等。 　　2016年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了“走出阴影：精神健康成为全球发展首要问题”国际会议，世卫组织已经把“没有精神卫生就没有健康”列为《精神卫生行动计划2013-2020》的核心概念。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强调：“精神卫生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问题。”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健康经济学教授谢启瑞向媒体表示：“精神疾病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巨大的负担，我们可以从三个成本来看，第一是直接成本，就是医疗成本;第二是间接成本，是劳动生产力的丧失;第三是隐藏成本，个人的低信任度和对生活的低满意度。不要小看隐藏成本，一个契约型社会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信任，个体与个体、机构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促成的，在一个低信任度国家，许多商业行为都将受到重创，交易成本将大幅增加。而一个生活低满意度、没有生机的个人和社会，也很难有创新。” 　　根据世卫组织的研究，抑郁症和焦虑疾患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1万亿美元费用。而各国目前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的投资远远低于需求。根据世卫组织2014年精神卫生地图集调查，各国政府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支出平均占到卫生预算的3%，谢启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