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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家辅助人制度理论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100875） 【摘 要】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理论研究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制度借鉴与本土化的契合、开放发展的证据体系来认识专家辅助人制度，充分理解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价值并包容其发展。专家辅助人在性质上具有独立性、辅助性和可替代性的特点，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 【关键词】专家辅助人制度；理论基础；法律地位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为满足民事诉讼中专门性问题证明的需要而创设的一项制度，其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弥补鉴定制度的缺陷、实现案件公正审判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专家辅助人制度在立法层级上的过低、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制度规范上的缺失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制度的功效，也使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遭受过多的质疑。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制度本身的规则匮乏，还体现在理论基础的薄弱和理念上的偏差。而理念的转变和理论的厘清，远比具体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否则，理论上的混淆只会导致制度的构建出现偏差，或者在将来的运行受到限制而难以发挥制度功效。 一、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理念基础 （一）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 在民事诉讼法的层面，公正意味着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均要达到公正的要求。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于实体公正，在判断诉讼是否公正时，通常只看审判人员是否查明了案件事实，是否按实体法的规定作出判决，而并不关注诉讼程序中是否使当事人获得了充分的权利保障。鉴定制度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强调法官对鉴定的主导性和鉴定主体的中立性，更倾向于追求实质公正。而现代民事诉讼所要求的正当程序理念则要求尽可能地为当事人设置充分的诉讼权利，并且使当事人享有这些权利，以尽量排除司法者可能产生的恣意与任性。程序公正的要求使得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制度保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专家辅助人制度即体现了这种立法倾向。当事人通过启动专家辅助人制度辅助自己对案件事实予以说明举证，以专家辅助人对据以定案的鉴定结论进行对抗询问，均是行使诉讼权的重要体现。 （二）制度借鉴与本土化的契合 由于专家辅助人制度借鉴了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的合理因素，一些学者以我国不存在对抗制、陪审制以及交叉询问等制度基础和诉讼文化的不同而反对借鉴专家证人制度。[1]对此，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法律“是特定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与一般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集中体现”，[2]但世界各国在一些法律制度上逐步融合交流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借鉴学习英美专家证据制度中所包含的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结晶，对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纠正我国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进而推进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和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纯粹的对抗制无法使正义在自发状态下得以实现，程序运作既不能简单归于法官的职权化，也不能单纯从属于当事人的自由放任，而是应在当事人与法官权利/权力的均衡配置中实现当事人能动性与法官适度程序控制之间的衡平，实现职权主义与对抗主义契合点间的恰当定位，并使之在立法和程序规则中得以精准地体现与实施。[3]专家辅助人制度虽借鉴了专家证人的对抗因素，但仍然突出了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色彩，比如法院在程序启动上的决定权、质证采信的主导地位等，较好地实现了对抗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结合，与我国的诉讼体制是相吻合的。 （三）开放发展的证据体系 法律总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应当是为寻求解决诉讼中出现的问题而提供支持手段。专家辅助人是一项新型制度，对它的分析应当基于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功能来进行，没有必要将其硬性纳入现有制度的框架之内。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种类的划分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封闭式的体系，而且在证据分类上呈现出证据观混杂、类和种混杂、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的特点。[4]将证据的形式和实质混淆，本身即是一种不科学的分类方法，再以此来排斥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属性或者非要硬性地给其贴上现存证据种类的标签，既是对现实需求的忽视，也走入了理论的误区。既然专家辅助人制度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践有存在之必要，且已为最高司法机关所确认，我们就应当以发展开放的心态为其创造宽松的理论环境，并为之探索相匹配的制度环境和立法体系。 二、专家辅助人的性格 （一）独立性 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以自身具有的知识或经验发表专家意见，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专家辅助人作出的说明或意见仅与科学技术本身有关，其形式和内容不应受诉讼需要的影响。独立性意味着专家辅助人还应独立于委托当事人，以公正、科学的立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的有关事实作出客观、不偏袒的意见。可以说，独立性是专家辅助人的根本属性。因为科学一旦丧失了独立和客观性，专家辅助人一旦沦为一方当事人的附庸，那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