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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错案内涵界定及其种类【摘要】办理刑事案件是复杂的智力活动，任何司法模式和司法制度都不能避免错案的发生，最近媒体频频曝光的刑事错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探讨和反思。从刑事错案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刑事错案的两种不同类型——冤错和疑错。为了实现刑事案件错误定罪最小化，实践中应该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规则，其重点就在于疑罪的认定标准问题。 【关键词】刑事错案；界定；种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70-01 我国目前对刑事错案的关注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似乎仍然纠缠于什么是错案的学理争论,理论界近年来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为客观说，“认为错案是指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案件。”此观点强调的是，判断错案的标准是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不符、是否存在错误。 第二种为主观说，认为错案的标准在于确定司法人员主观上有故意，应该把“对结果的关怀转移到对行为的监控上来。”此观点强调的是，判断案件是否是错案是司法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第三种为主客观统一说，确定错案的标准是把主观过错与客观结果结合起来，即所谓“错案是指审判人员在立案、审理、执行案件过程中，故意或过失违反程序法或实体法， 导致处理结果错误并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案件。” 所谓错案，是从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角度来定义的，即司法机关错误地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法律处置不当的案件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错案出现？不能简单地用“不负责任、急功近利，办案者办起案来便拔苗助长，不顾客观事实，为了破案不惜刑讯逼供，为了破案甚至不惜草菅人命”这样理由来解释。因为刑事错案从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逻辑问题而非纯理论问题，任何刑事错案的背后总有形形色色的诉讼逻辑问题存在。 现代刑事诉讼采取的基本逻辑模式可以概括为假说演绎法（H-D法）。也即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提出有价值的假说，然后利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根据错案中利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状况不同，可以将错案区分为“冤错”和“疑错”之类型。 “冤错”是司法追究的事实依据被证伪的错案。这种错误是根本性的。但是，这对当事人并不是最坏的一种情形，因为有确切证伪的基础，错案纠正就没有认识论的障碍了，按司法程序，纠正错误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因被害人“死而复活”而昭雪的佘祥林杀人案与滕兴善杀人案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错案。冤情一旦证实，释放和翻案非常迅速，而且外界也感到他们清白可鉴。 如果我们说假说是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的，不然它就不叫假说，这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假说论证的复杂情况，那就是证实的努力不是那么成功，而证伪的努力也不是那么成功，假说论证处于悬疑状态。这对于个案探索来说，太正常了。但是承认悬疑是困难的，我国刑事法理论界长期秉持“客观真实说”， 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一种乐观的教科书观点，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是它缺乏逻辑解释，也不可能有其合理解释。认识到错案的另一种形态即疑罪的前提就是，承认疑罪是司法的可能状态，这是适用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疑错”，是达不到证实标准，但也并非可以证伪，而事实无据的错案。这类错案，有较大或者非常大的认识论疑难，司法人员甚至在心理上并不认错。 疑罪从无是我国的明确司法规则，实践中却是定罪的时候不疑，判决的时候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总结出来的佘祥林案“应吸取的深刻教训”便是例证。该“总结”指出:过去法院在审理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往往担心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犯罪,担心释放犯罪嫌疑人后,被害人家属上访造成社会负面影响,习惯过去的有罪推定或疑罪从轻的原则。只有坚持新的刑事司法理念,才能确保不出现一起冤案。 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而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疑问且不能得到排除的,即构成疑罪。何为疑罪案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疑罪案件应是指那些在法定的诉讼期限内虽经过一次或多次侦查、调查、审理,但仍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以致难以确认有罪而又无法合理排除重大犯罪嫌疑的案件。 如何处理刑事疑罪案件问题,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理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冲突时的价值取向。为此，我们应当给出抉择的合理方法，从正面总结疑罪的认定标准时抽象的、难以理解的，现代疑罪采合理怀疑学说，即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换句话说，同样的证据可以构成不同的推理，即使有罪的推理的盖然性较高，它还是不能排除无罪推理的某种盖然性对理性的影响。我国在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指引下，对疑案的认定标准过高，又或是为了平息案件造成的社会群体压力，定罪时不疑，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