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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会计文献综述及探究展望 　商誉会计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论文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风起云涌，并购也在我国悄然兴起，并在促进我国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使得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商誉作为“最无形的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本文回顾了商誉会计相关研究文献，总结了商誉的本质、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会计处理以及负商誉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简要评价了商誉会计的研究现状，以期探索未来商誉会计的研究方向。 　一、商誉的本质 　杨汝梅（1926）将商誉的经济性质归纳为：“商誉为企业中特殊亲善之结果”、“商誉之持久性”、“商誉必有转让之可能性”以及“商誉必可以货币衡量”。自此以后，有关商誉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1965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Eldon S. Hendriksen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中，总结了前人对商誉本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三元理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价值论和总计价账户论。 　（一）好感价值论 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于融洽的商业关系，企业与雇员的良好关系以及顾客对企业的好感。这种好感可能起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独占特权和管理有方等（汤有为、钱逢胜，1997）。早在1888年，Bourne就提出商誉是“一个企业由于其顾客所拥有的好感并可能继续光顾和支持而得到的利益和好处”，也就是源于销售功能的商誉。杨汝梅（1926）从企业环境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不仅有“销售之商誉”，还有“制造之商誉”、“理财之商誉”，并从“工人之友爱，投资家之融洽，与顾客之爱护”等方面对商誉进行了广义解说。好感价值论的合理性在于“人们对企业的印象的确有好坏之分，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对企业好感的价值难以用货币计量，会计实务中无法对这些因素进行核算。而且好感价值论对商誉本质的描述性认识不能穷尽形成企业优势的所有因素，也无法解释所有企业商誉的共性因素。因此，好感价值论只是商誉的表面现象，而不能揭示其本质。 　（二）超额收益价值论 该理论认为，商誉是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可以被定义为企业所能赚取的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Paton，1922；葛家澍，1996；赵宇龙，1997）。杨汝梅（1926）提出“盖商誉之性质，究其终极，仍不失为一种优越利益”。Gorge R.Calett和Norman O.Olson（1968）在《商誉会计》一书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并归纳了商誉的15项构成因素。Haim Falk和 L. A. Gordon（1977）以创造超额利润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将商誉的构成因素归纳为四类17项商誉的构成因素。阎德玉（1997）认为超额收益能力论的科学性在于，把握了商誉作为资产的基本条件，并主张以“超额收益能力论”为基石重构商誉会计理论的基本框架。徐泓等（1998）也表示以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确定商誉会计理论框架的基石抓住了商誉的本质。罗飞（1997）对商誉“超额收益能力观”和“无形资源观”进行分析，认为“两种观点并无冲突，超额收益能力观点说明了商誉的基本性质，无形资源观点则是对超额收益能力观点的补充和充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商誉是指企业拥有的，能使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各种未入帐的无形资源”。不过，由于超额收益的计算和折现过程中涉及参数估计，所以，超额收益价值论可能会给商誉估价带来偏误，使商誉的会计计量具有不可操作性。 毕业论文 　（三）总计价账户论 总计价账户论也叫“剩余价值观”，认为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账面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Jone B. canning，1927；Miller，1973）。Jone B. canning（1927）曾指出“我们可以对任何企业商誉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饶有兴趣的推究，但只有它的总额才能在统计上加以概括”。总计价账户论从间接计量的角度阐明了商誉的性质，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也被会计实务界广泛接受。但是，将商誉作为一个“总计价账户”，没有揭示商誉的本质内容，也有违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层次性。此外，商誉的价值还容易受未入账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估计误差以及并购双方谈判技巧等因素的影响。 　（四）关于商誉本质的其他理论 除了亨氏“三元理论”之外，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商誉的本质进 　行了研究和探索。如“协同效应观”认为商誉本质上是企业各项要素之间的协同效应（Miller，1973；邓小洋，2001；崔静，2010）。张鸣、王虎（1998）指出商誉最本质的要素是企业杰出的管理人才。于越冬（2000）认为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商誉的真正来源。汤湘希（2000）认为商誉是一种组合无形资产，是人们早期对企业产生超额收益的诸多因素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