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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造组织特征与过程 野中郁次郎在描述知识创造过程的同时，指出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是一个“脆弱的过程”，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创造新知识和个人的信念和投入、特定的情境以及组织的氛围等密切相关。 　　 创造知识的平台——场 在人类认知及行动方面，许多哲学家曾经讨论过“场”的意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而把“场”的概念引入社会研究，以行为科学家卢因（Kurt Lewin）最为典型。卢因的《社会科学中的场论》（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1951）一书，以拓扑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堪称这一研究的范式。野中的贡献，是把“场”运用于知识创造研究之中。 野中提出，SECI模型离不开许多人的共同合作，更离不开这些人的相互沟通和活动空间，从而引出了“场”的概念。他把“场”定义为“分享、创造及运用知识的动态的共有情境”，是“为进行个别知识转换过程及知识螺旋运动提供能量、质量及场所”。这种“场”包括物质的、虚拟的、心灵的空间。“场”的参和者将自己的情境带进来，并通过和他人及环境的互动，“场”的情境、参和者及环境会发生变化。“场”的本质是相互作用。 对应于知识创造的四步过程，野中提出了四种场：创出场、对话场、系统场和实践场。群体化过程需要创出场，外显化过程需要对话场，联结化过程需要系统场，内隐化过程需要实践场。每个场分别提供一个平台，以方便进行特定阶段的知识转化，并提供知识创造的催化剂。野中认为，将四个场的四步知识转化过程前后连贯，就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宏观场景，能够显示出知识转化的螺旋式演进。场和知识转换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创出场是指互相了解相互信赖，能够自由轻松地交流，从而能够孕育出种种想法和思路的场所，是实实在在的物理意义上的场，比如家庭、会议室、办公室、车间、研究室、餐厅、酒吧、咖啡馆、茶座、各种娱乐场所等。创出场是传播、转移、扩散和共享个人隐性知识的场所。但创出场仅仅能够形成共同体验，并不产生新知识，只是一个孕育新知识的肥沃土壤。 对话场是把个人的想法和思路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转化为显性知识的场所。对话场和创出场在物理意义上是类似的，只是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不同。它主要提供一种氛围，促进交流意见和激烈争论，以获取“理不辩不明”的效果，使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化为部门的显性知识，把个人的专有知识转化为部门的共同知识。对话场能增加组织的知识存量，促进新知识的生产。 系统场是是传播、拼接和整合知识的场所。它推广和共享对话场产生的新概念、新知识，并和其他概念对接、叠加和融合。系统场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展开，把对话场的知识整合一体化，转化为组织内部的知识。系统场可以使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共享。 实践场是个人为主体的情景场所。它通过个人的主动行为，检验和吸收新创造的知识，并把它变成新的属于自己的隐性知识。 野中指出，上述四种“场”都有助于新知识的创造，每个“场”所产生的知识终将成为组织的知识基础而归大家共同分享。知识创造通过“场”、知识资源、SECI过程三个层面来实现。因此，“场”是知识创造过程中的主要平台，“场”的作用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创造的效果和效率。 　　 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 知识的创造需要适宜的组织形式的支持。按照野中的观点，能够有效推动知识创新螺旋的组织应具备五个条件，分别是:意图（intention）、自治（autonomy）、波动和创造性混沌（fluctuation and creative chaos）、冗余（redundancy）、必要多样性法则（requisite variety）。 意图。野中指出，组织意图是知识螺旋的驱动因素，它为判断已知知识真实性提供最重要的基准。如果缺乏组织意图，组织就不能判断感知的信息和创造出的知识的价值。在组织层级上，组织标准或愿景常常是意图的形式表述，个人用它来对创造出来的知识加以评价和正当化。因此，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组织，最重要的是制定出知识创造的愿景，并将之具体展开为管理系统，开发并形成获得、创造、蓄积和利用知识的能力。组织为了创造知识，必须让组织成员明确了解组织的意图，从而培养组织成员的献身精神。野中完全认同波兰尼所说的原理——献身精神是人类创造知识活动的基础。 自治。自治强调组织成员在个人层次上的行动自由，有利于个人知识的创造。自治还可以让个人实现自我激励，从而提高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通过自主行动，组织可以增加意外机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着个人在信息获得、解释等方面的自由度增加，组织知识创造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波动和创造性混沌。波动和创造性混沌能够促进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野中强调，波动不是完全的无秩序，而是带有不可逆特征的秩序。如果组织信息公开，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