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物证——大清信牌.docVIP

皇权物证——大清信牌 满蒙汉文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满蒙汉文“皇帝之宝”信牌 从时空中穿过，演绎着风云变幻，抚摸岁月斑驳的留影，书写着烟雨浸透的时代。 　　从免死金牌、丹书铁券，再到尚方宝剑，都是封建皇权的标志，而盖有皇帝大印，用于军事调动的大清开国时的重要物证——信牌，更让皇权的威严得到了充分彰显。 　　明末清初之际，女真族从我国东北边陲兴起，其生产、生活资料大多以本地出产为主。因此，沈阳故宫所珍藏的650余面清初时的信牌、印牌都是由东北所产的杂木所制。 　　开国物证 圣旨文书 　　按照使用功能不同，清初的“牌”可以分为印牌、信牌两种，按器物做工和牌面所雕刻文字、纹饰差异，又可分为三类，即“蒙文信牌”“满蒙汉文皇帝之宝印牌”和“满汉蒙文宽温仁圣皇帝信牌”。这些御制印信牌制作的时间，是在后金天聪年间至清崇德年间（1627年—1643年），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物、史学价值，也是传世较少的清开国时期的重要物证。 　　沈阳故宫所藏的木制印信牌，其正面都雕刻有汗（皇帝）的字样或年号，在印牌的背面粘有汗（皇帝）的宝玺印模，在信牌的背面或是粘贴有汗（皇帝）的谕旨，或留出凹槽以便临时粘贴上谕，以使那些易破碎的纸质文书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安全传达到执行者手中。这种大量以特制木牌传送皇帝玺印、圣旨文书的方式，在古今中外宫廷中是较为罕见的。 　　这些印信牌每块均以整块木板雕刻而成，分为牌首、牌面上下两个部分。牌首顶部有圆顶珠，珠中穿孔，用于穿绳系带之用；牌首下部雕成荷叶之形或云头之形，向下拱托牌面。牌首顶珠和牌面均涂以朱红色，牌首荷叶部分涂以墨绿色。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沈阳故宫工作人员在清理文物时，从清宁宫西配宫里，发现了600多面皇太极时代的信牌。这些信牌均用布袋盛装。在破损的布袋里，露出了里面垫信牌的旧纸。取出这些旧纸仔细一查看，发现竟是明代“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档案资料。此后，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入藏辽宁省档案馆，经编辑整理出版了《明代辽东档案汇编》。 　　斧凿刀削 宝珠穿孔 　　清初皇太极当政时期，信牌更成为朝廷传达皇帝诏谕的一种重要凭证。 　　今天，沈阳故宫所藏三类印信牌中，数量最少的是蒙文信牌，约有30面。此牌做工较为粗糙，是八旗官兵奉命出使蒙古时，向当地部族索取役马和食宿时持有的特别通行凭证。信牌正面阴刻一行蒙古文字，汉译为“天聪汗之诏”；信牌背面皆刻以圆形凹槽，槽内粘贴圆形纸，纸面钤有无圈点满文印一方。印文从左至右为六行满文，其汉译为“天命金国汗之宝”；在印模的纸面，由毛笔自左至右竖书蒙文12行，汉译为：“汗诏曰：为方便行政官员，凡入甲喇（社会组织形式，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可乘该甲喇之役马，该甲喇可供其肉食和住宿。惟白天在甲喇中不可食肉；出甲喇，则不许乘该甲喇之役马，也不许食该甲喇之肉，违者论罪……”该信牌面刻“天聪”年号，背贴“天命”印文，这说明，这是在皇太极执政初期使用的“天命汗”之印。 　　沈阳故宫还有一种是满蒙汉文皇帝之宝印牌。因为在牌的背面粘有后金汗印模，所以在清代档案中又称之为“印牌”。此牌做工十分粗糙，少数木牌外表形制极不规整，有明显的斧凿刀削之痕。该类印牌是沈阳故宫所藏三类印信牌中最多的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做工细致，造型规矩，数量也较多。信牌顶部宝珠穿孔皆系有长绳，与皮质信牌套相连接。信牌套的表面彩绘有云龙赶珠纹、海水江崖图案。此牌是清朝皇帝直接派遣八旗官兵传达其旨意的证明，也是战争期间统治者发布命令，或是赏给归降者的一种凭证。 　　巩固皇位 剪除异己 　　清初时，由于战争严酷，宫廷斗争异常激烈，为笼络人心巩固皇位，皇帝常以印信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达到剪除异己、稳定皇权的目的。因此，信牌在后金至清初开国时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努尔哈赤病故后，为争夺皇位，在四大贝勒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皇太极将盖有太极印的信牌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最终实现了“为我独尊”的愿望。 　　但是，仍然有人敢于向皇太极挑战。天聪九年（1635年）十一月，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的下人冷僧机，向皇太极告发他们兄妹图谋篡位。一听此事，皇太极大怒，派人从莽古尔泰家里搜出来信牌16面，上面都书写着“大金国皇帝之印”。为此，莽古尔泰被定为谋逆大罪。要知道，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正蓝旗旗主，是皇太极的哥哥，在事发前一个月已死，但为何而亡，一直是个谜。当时，皇太极将其姐莽古济和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等处死。史料说，仅这一次就有1000多人掉了脑袋。 　　清入关后，随着六部衙门、内三院、理藩院等国家机关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