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裔职业结构变化.docVIP

加拿大华裔职业结构变化在加拿大，华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少数族群。在近几十年中，华裔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以前，华裔主要从事那些不受欢迎的职业，此后，华裔进入加拿大社会的各个职业领域。华裔职业模式的变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论述只是蜻蜓点水，缺乏详细的、专门的论述。鉴于此，本文着力分析华裔职业结构的变化，并从中总结这一变化的内涵。 盎格鲁认同时期的华裔职业结构 １.盎格鲁化政策及对职业结构的影响 盎格鲁化政策是奠基于盎格鲁认同思潮之上的一种强制性同化政策。它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加拿大。该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同质化（盎格鲁化）的社会。 这一政策的基础是英裔族群占加拿大人口的多数、盎格鲁认同理念是社会的主流思潮。在1867年，加拿大总人口是350万，非英裔、非法裔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8%，到1941年，英裔人口还超过总人口的一半。那一时期，加拿大主流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盎格鲁文明看作人类文明的最高峰，没有人对盎格鲁白人的统治和优势地位提出质疑。英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盎格鲁――萨克森移民及其后裔才是加拿大社会的正宗和主流，决策者也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性地实现社会的“同一”。如，要求各族群正确地使用英语，接受英裔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方式，培养英裔人的宗教、道德和价值观念。 盎格鲁化政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秩序呈“垂直马赛克（Vertical Mosaic）”现象。一个族群（族裔群体，如英裔、法裔、日裔等）在加拿大社会中的地位是按照它与盎格鲁――撒克森白人体貌（主要是肤色）和文化差别的大小来划分的，差异越小，社会等级地位越高；反之越低。按照这一标准，英裔处于社会的最上层，与英裔差别越大的族群，其社会地位越低。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华裔的地位非常低，Chinese一词不仅表示生理和文化方面的永恒联系，同时也是社会“低劣”等级的标志。 这种等级顺序也反映在职业结构和收入中。简言之，族裔来源也是职业层级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从1931年加拿大国内各族群职业构成的具体比例可以明显地看出族裔来源与职业结构的密切关系。据统计，1931年，加拿大总共有3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德裔、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荷兰裔、东欧裔、爱尔兰裔、法裔劳动力在农业中的比例都较高。而苏格兰裔、英裔、亚裔、意大利裔、犹太裔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比例较低。德裔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比例最高，是55%，犹太裔最低，是1.6%。在专职性、金融领域（该行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4.8%），犹太裔、英裔（包括苏格兰裔、爱尔兰裔、英格兰裔）所占比例都很高，犹太裔和苏格兰裔并列第一。在专业和金融领域的劳动力都占全部劳动力的7%。接下来是英格兰裔，相应比例是6.4%，爱尔兰裔是5.8%，其它族裔劳动力在该行业中所占比例都低于平均值4.8%。例如，法裔占4.0%，荷兰裔占3.7%，德裔2.6%，斯堪的纳维亚裔1.9%，意大利裔1.5%，东欧裔0.9%，亚裔0.5%，“其他中欧裔”0.5%，土著印第安0.3%。1931年，文职行业的劳动力比例占全部劳动力的3.8%（仅以男士统计），在该行业中，三大英裔集团和犹太裔居于平均数以上，其他族群都在平均数以下。 而在低级职业中，特别是在简单劳动领域，各族裔所占比例正好相反。该行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17.7%，犹太裔比例最低，是3.2%，之后是德裔，占12.4%，荷兰裔12.5%，爱尔兰裔12.8%，苏格兰裔12.9%，英格兰裔13.3%。其他族群的比例都在平均数以上：斯堪的纳维亚裔19.1%，法裔21%，亚裔27.9%，东欧裔30.1%，意大利裔43.8%，“其他中欧裔”53.5%，土著印第安63%。 ２.该政策下的华裔职业 在盎格鲁化政策时期，华裔从事的职业也主要是那些不受欢迎的。与土生加拿大人相比，华裔的职业模式是一种“受排斥的就业模式”。1884年，皇家华人移民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到1884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裔一共有10，492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裔劳动力中86%是劳工阶层，不到2%为商人和专业阶层，6%是妇女和儿童，剩下的6%为新来者。劳工阶层中有一半是铁路工人和财经工人，另外一半是煤矿工人、渔民、农业劳动者、商店雇员、厨师、服务员及其它类人员。 在1885年到1931年间，华人的就业模式还出现了更为不利的倾向：华人逐渐被排斥到他们先前已经取得 了立足点的制造行业之外。制度性种族主义使得华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禁锢在边际性参与的位置上。1921年到1931年间，亚裔中很少有人从事英裔主导的高位行业中，40%以上的亚裔男士在个体服务业或在次级/附属工业做劳工，而欧裔男士中只有20%是劳工，英裔更少，仅为11%。与亚裔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