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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察权定位下思索侦查监督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司法权之一，这也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了具体表述。具体表述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侦查监督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侦查监督权行使关系到检察权的实现，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体现。我们有必要对侦查监督进行思考，剖析其构成，明确其缺陷，为其更好的实行提供构建思路。 一、侦查监督权的构成 现在主流观点是将侦查监督界定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与侦查活动监督三个方面。在侦查监督实践中，“审查逮捕是侦查监督的首要职责，是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重要基础。”考察侦查监督，必须考察审查逮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7条规定：“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一式三份，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无论是司法实务中还是司法解释上，侦查监督基本依赖卷宗，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是，“事后审查制比较不能有效防止警察的说谎（伪证），甚至会鼓励警察的说谎（伪证）。”由此，有学者关于“抓制度建设，从证据入手，靠案卷说话，这是现代宪政与刑事法治的基础工作”的观点便值得反思。因为案卷虽然是科层式司法机构的重要工作方式，但不能寄望于侦查机关自己装订的案卷反映自己的非法行为。整个侦查活动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采用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活动中常见的违法行为有，一般较为隐蔽，不易从侦查卷宗中发现。收集犯罪证据和寻找犯罪线索时的违法行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诱供、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用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非法讯问，私自涂改、变造、弄虚作假、转移销毁证据及有关的案件材料，非法搜查、扣押，非法剥夺、侵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违法处理赃款赃物，如贪污、挪用、随意变卖处理等。还有在侦查中营私舞弊，徇私枉法，包庇、放纵甚至故意栽赃陷害，这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危害极大，关于侦查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规定的情况较为多见，立案是侦查的开始，侦查中要运用专门的侦查策略和措施，侦查终结后要提请检察院起诉。在这全部的侦查程序中，有很多必须依法制作的法律文书，如立案要书写立案报告，要请上级领导批准，讯问时，根据不同情况要使用《提审证》和《传唤证》，除法律规定情况外，搜查必须出示《搜查证》，其他还有《拘留证》、《逮捕证》、《提请起诉意见书》、侦查活动中的各种笔录等。另外，各种侦查活动都必须办理一定的法律手续，遵守法律规定的时限和有关规定，如讯问、搜查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现场勘查必须持有证明文件，搜查时必须有见证人在场，扣押物品必须当场列出清单和各种法律文书的签名要求等。这些方面违反程序的行为一般能从侦查案卷中发现，是比较容易监督的侦查违法行为。 从证据入手，靠案卷说话，使得我们必须在审查批捕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立案监督，?发现大量未立案的案件线索，使其进入诉讼视野之中。也有必要对审查逮捕执行情况的后续跟踪检查、督促办理工作，确保诉讼监督工作取得实效。这种工作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内容：①追捕到位情况监督，②立案监督案件的查处，③存疑不捕案件的补充侦查，④相对不捕案件的最终处理，⑤附条件逮捕案件的侦查进展，⑥逮捕决定的执行情况、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情况，⑦捕后取证意见、纠正违法意见、检察建议的落实等。 二、侦查监督的现实缺陷 1、立案监督作用较为有限 立案监督分为两种：对不立案的监督和对已立案的监督。现行刑诉法只规定了前一种形式，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自2002年开始，各地检察机关开始了对已立案件进行监督的尝试，并逐渐将其纳入目标考核的范围。实践中，检察机关一旦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已立案件的纠正意见”，就意味着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或不应立案，由此进入立案监督的正式程序。由于刑事诉讼法虽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职责，但并未规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检察机关往往只能通过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等软性措施进行监督，也无有效办法监督公安机关对已立案案件的侦查进度，导致实践中“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等消极侦查情况较为常见。 2、审查批捕中的违法监督缺失。 实践中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