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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改造、中国式应用——社区概念中国化思索摘要：“社区”这个词汇进入华语世界已近八十年。八十年来，社区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逐渐走进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式的社区实践也为这个外来词汇增加了不少本土化内涵。与此同时，在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社区建设中，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逐渐显现，学界和社会各界对社区内涵的认识和理解的分歧也因此日益加大。我们应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些问题？笔者对此提出了四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社区概念； 本土化社区观； 社区实践； 社区概念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36-06 “社区”一词是外来词汇，1933年出现在中文语境中，迄今不到八十年。费孝通先生和他燕京大学的同学们，把一个没有对应中文含义的英文单词community，创造性地译成“社区”——以“社”字以示人群之意，以“区”字作为群体的空间坐落。① 无论在中、西方的语境中，“社区”原本都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其学术内涵在近百年中不断流变，②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词汇，同时也成为“概念最为复杂，歧义最多”[1]（P7）的社会研究概念之一。早在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就收集到了有关社区的94个不同定义并做出结论：“除了人包含于社区这一概念内之外，有关社区的性质，没有相同的解释。”[2]（P1-6）而到了今天，更多有关社区的定义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学术著作中，有关社区的概念、要素及界限的争论从未停止。“社区”这个一再被质疑和解构的概念，“不断地以新的意义或面貌借尸还魂或浴火重生”。[3]（P359） 在当代中国，“社区”一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出学术领域，成为家喻户晓的时髦词汇——“社区”被国家政权确定为基层社会单元的法定称谓，“社区建设”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完整见证了社区一词由学术概念转身为社会习语的传奇历程的费孝通先生，也不免在晚年感叹“当惊世界殊”。 [4]（P13-15） 在此过程中，“社区”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有关社区的概念从理论思考走向了实践和行动，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随着有关社区的实践活动急剧增加，中文语境中“社区”一词的内涵与原有的学术意蕴渐行渐远，差距越来越大，以至让许多社区理论研究者感到困惑和纠结，也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1]（P7-8）[5]（P24-25） 一、社区概念在学术领域的演变 学术领域对社区研究的关注，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百年来，社区研究经历了“一个社会事实从模糊的共识逐渐走向清晰的分析概念的必经过程”。[6]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发表的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讨论，是公认的社区研究的开端，而滕尼斯对 “共同体”经典界定，也为所有的社区理论研究者所无法回避。对滕尼斯而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自然意志（例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血缘、地缘和心灵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邻里、乡镇或村落。这种社会组织是属于一种有机的整体。人们在整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社会成员的身份，彼此之间有着亲密的互动，相互依存，并且寻求归属感及深入的了解。[7] 德文中的Gemeinschaft被英语世界翻译为Community，两者在问题的思考上仍有承继的关联，但已经不是同一概念。[8]（118-123）20世纪上半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界将社区研究的方向定位于城市问题研究，认为在当代社会中，Gemeinschaft已经不可能存在。因此，美国的“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所指的community，是具有较多地域空间意义的“社区”，而非 “受Gemeinschaft精神影响的世界”。[8]（P118-123）从滕尼斯到芝加哥学派，都在感叹传统的Gemeinschaft的逝去，他们的理论因此被后来的研究者归结为“社区失落论”。[9]（P1201-1231） 20世纪60年代，英语社会学界开始对“社区失落论”产生质疑。一系列有关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华人、日本人、犹太人的移民社区研究表明，城市社区在社会支持、社会交际、社会控制等方面，仍显示出持续的效能，社区的团结仍然存在。这种社区理论被称为“社区存续论”。[9]（P1201-1231） 其后，随着通讯和交通的发展，超越传统社区地域范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便捷，与此相应的社区理论也得以出现。Fischer、Wellman 和雷顿主张社区居民应从地域和场所中解放出来，建立超出邻里关系甚至根本与邻里关系无关的群体关系。[10]（P67-89）这种社区理论被称为“社区解放论”。[2]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对于community’这个用词及其相关研究的质疑更是蜂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