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證分析.doc

论积极财政政策效应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熊少宇 【摘要】　许多文献已论证财政政策在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财政支出结构角度分析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以及其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约束，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方式 熊少宇（男，1976——）　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三峡财务公司投资银行部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用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之适当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目标。尽管许多研究已论证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刘溶沧，马拴友，2001；马拴友，2000a，2000b，2001b），并且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条件（吴超林，2001；李萍，2001），同时也论证了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马拴友，2001a），但是我们认识到目前对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数量效应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经济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的研究就主要探讨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应——即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阐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此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进一步认识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经济系统多方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由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决定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政策工具是政府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最直接表现方式。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属于总需求的范畴，而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传导才能有效释放其效应。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两方面的内容。基于中国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而选择的是以前者为主的政策，因而本文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方面。 在分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之前应先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是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的概念。马克思曾将其高度概括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后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将这两种类型表述为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对此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应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M·索洛，其关注到从长期增长和人均产量来看，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并按照这一思路测算出1909—1949年美国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49%左右的产出，另外的51%的产出被归因于用技术进步解释的“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学家（E.F.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和西欧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贡献，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0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 在此以后“综合要素生产率”便成为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之一。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将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不可直接观测的。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2） 因此，从本质上看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国内对将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高志英，廖丹清（2000），认为当时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当﹤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