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注分类东坡诗》历史阐释.docVIP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历史阐释[摘 要]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 苏轼诗；类注本；史实；知人论世；诗歌阐释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25—05 现存苏轼诗的宋代注本有两个：一是旧题王十朋编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收录时简化为《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一是施元之、顾禧、施宿合作完成的《注东坡先生诗》，已无完帙。对于这两个注本，历代学者皆认为其各有所长，如清人钱大昕认为“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1]，即认为类注本长于征引典故语词的出处，施、顾注本长于以“知人论世”之法阐释人物与事件。学术界一般都认同钱大昕的意见。笔者认为，类注本作为现存最早的苏诗注本，注释者距苏轼生活的时代较近，在阐释史实方面的成就虽总体不如施、顾注本，但亦有其独到之处，是施、顾注本无法取代的。本文拟论述类注本在考证史实、解释诗意方面的贡献，以图对类注本的注释成就作一点补充。 一 “知人论世”方法对类注本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歌阐释观。任何诗歌作品总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因此“以意逆志”必须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这种阐释方法在早期的诗歌注释中就得到运用，如汉代的《毛诗序》结合史实来解释《卫风·淇奥》、《鄘风·载驰》等篇目的意旨。郑玄的《诗谱》常综合一国的地理形势、历史大事、文化风俗等因素，概括某一国风形成的历史背景。王逸的《楚辞章句》则从屈原的经历出发，展现《离骚》、《九歌》、《九章》的写作背景，从而点出诗篇的意蕴。汉代之后的一些优秀诗歌注释如李善的《文选注》，重点在于征引典故语词的出处，较少使用“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诗歌的意旨。直至宋代，随着孟子学的发展，“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方法才在诗歌注释中重新得到重视。《孟子》一书在早期的儒学体系中地位偏低，长期被视为一部普通的子部儒家类著作，直至北宋才被列入“十三经”之中。南宋时朱熹又将其列入“四书”，从此成为仅次于《论语》的儒家经典，孟子也获得了“亚圣”的称号。随着孟子其人其书地位的提高，其诗歌阐释观点也随之受到重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这两个名词自先秦以后直至宋代才大量出现在文献当中，孟子的“知人论世”方法作为主要的方法，被纳入宋代诗歌注释领域之中。 对于历代诗歌注释来说，有关当代史实的阐释既是重点，又是难点。诗歌理论史上关于诗歌的本质有“诗言志”、“诗缘情”等不同观点。以意逆志，无论逆的是“志”还是“情”，引发“志”或“情”的“事”显得至关重要。诗歌的主旨，也就是所逆之“志”，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写作的目的，即触发作者创作灵感的具体事由；一是写作的手段，即作者采用的各种表现方法，如修辞手法、谋篇布局之法等。写作的手段为写作目的服务，因此，“以意逆志”必须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所以说对史实的阐释是重点。由于注释者与作者之间的时代、文化、个性等方面的差距，后代的注释者要准确定位触发作者创作灵感的事件，尤其是作者某时某地一时兴之所至的感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说有关史实的阐释又是难点。对于诗学研究者而言，注释为难，注当代史实尤难。 宋代诗歌注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重要时期是两宋之交。这个时期的诗歌注释以苏诗的类注本、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为代表。这些注本较重视诗学阐释，在指明典故语词出处的基础上，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划分诗歌的层次结构，分析比喻、用典、夸饰、借代等修辞手法，揣摩诗人的创作心理，从而阐释诗意，并总结诗人的艺术成就。同时，这些注本也未忽视当代史实的阐释，能针对诗中涉及的大小事件，简明扼要地加以说明，尤其是一些发生在作者身边的较隐秘之事，离开注本难明其意。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南宋中后期，以施、顾的《注东坡先生诗》、李壁的《王荆公诗注》、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父子的《补注杜诗》为代表。这些注本将“知人论世”方法升华为“以史证诗”之法，有意识地将诗歌置于重大的时事政治背景中加以阐释，注重探索诗篇与时政的联系。宋代诗歌注释中有一个特殊领域——“宋人注宋诗”，相对于注前代诗歌而言，由于注释者与作者的时代较近，因此在当代史实阐释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