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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基层政权建设对乡村文化冲击［摘要］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民国全国性政权的建立，使其有能力在乡村建立完整的区、乡政权。乡村原来的文化权威阶层适应新政权的要求，开始进一步离乡或是官僚化，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相适应。民国政府通过乡村教育体系和乡村建设运动推行与乡村原来不同的文化，多种文化在乡村发展，而实际结果是加剧了乡村文化的衰败。 ［关键词］民国 基层政权 文化 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21－02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以前，乡村一直是国家财税、兵员的重要来源，政府通过政治体制和乡村教化，维持乡村的传统秩序和文化。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立系统的乡村政权，加强了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控制。同时，乡村学校教育的开展改变了以科举为目的的乡村教育和文化导向，乡村自治、乡村建设运动使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文化输入乡村。乡村基层政权在这种输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民国基层政权和教育体制建设 作为行政体制组成部分的乡村教育机构是乡村中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苏南地区乡村教育体制由两部分构成：学校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由县教育局（劝学所）、区教育委员和乡村学校组成。在乡村中起社会教育责任的是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农民教育馆。省教育厅在省会设立省定民众教育馆，县在县城或县属繁盛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隶居于教育局。县在本县原有自治区或学区划分民众教育区，设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下设阅览部等部，办理民众教育的各种事项。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江苏省，这项事业开展得也尤为积极。据1933年的统计，“（江苏省）各县有县立民众教育馆131处，农民教育馆86处，附属于各县立机关之民众茶园123处，民众识字处466处，问字处682处，阅报处1170处。全省服务社会教育的人员6400余人。”[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教育馆大多数分布在乡村，设立“书报阅览处、民众学校、问字代笔处、发行刊物、民众诊所、国术团、合作社、农艺试验场或示范农场、体育场、民众剧社、娱乐室、陈列室等”。[2]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的设立与乡村基层政权的区划在一定程度上重合，管理人员也与基层政权的管理人员重合，可以说是乡村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起着改革乡村教育，变革乡村文化的责任。 二、政权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权威的转变 士绅的官僚化、离乡，大量的士绅被吸取到国家政权中，长时间地脱离乡村，使乡村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该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3] 随着新式教育的开展，在乡村中一种新型的文化领袖出现，他们是乡村中的教师。由于乡村中民众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传统私塾教师一直是乡村中的文化领袖。1918年无锡县停办私塾，完成向新式小学过渡。这时全县有公、私立小学314所，学生近2万人，各市、乡教育会均已成立。到北伐光复前夕，全县有小学教师1067人，其中城区260人、乡区807人。1930年后，全县小学数稳定于300～400所，小学教师数稳定于一千多人。这些乡村的教师大都受过新式教育，接受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热心政治。由于“尊师重教是江南的千年古风，在农村，乡民们对于学里老师是特别敬重并且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的楷模的，于是小学教师们自然成为各乡区的领袖。”[4]他们成为乡村地方文化中的重要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士绅离乡所带来的乡村文化权威的缺失。这些人对政治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趋向，这样政治文化的宣传在乡村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一次国共内战后，双方逐渐认识到中国乡村中蕴含的力量，也开始争夺乡村的阵地，加大各自在乡村中的政治宣传。政治话语占据了乡村话语的主流。 三、乡村学校教育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新教育培养目标不是科举的选人为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其失去对乡民的吸引力。新式的课程与农村生活、生产又格格不入，所以新式教育的开展并不顺利。新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学习知识“却找不到一条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座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来说，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5]结果“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完成把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6]乡村教育背离了乡村教育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乡村的困境。导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做苏南乡村调查时，在乡村找个中学生也不容易。 当然这不是说乡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