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转型时代落魄及幸运.doc

贺麟:转型时代落魄及幸运那个年代思想运动的开局总是一片肃杀，过程惨烈，结局却总是有令人料想不到的散淡、荒唐。但人与事触及灵魂深处，均有了根本之变，真正应了“物是人非”的老话被认为是有政治污点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 1954、1955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内部评价中，哲学系知名教授贺麟算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他的最明显的罪证是在四十年代写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因为书中称蒋的“力行哲学”为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并认定贺麟抗战期间与蒋匪直接勾结。 据北大党组织收集的材料称，1926年贺麟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赴美国、德国留学，后一直在西南联大、北大任教职，一度获北大训导长一职，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尤其被记上一笔的是，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剿共方面献策，受蒋介石八次召见。 这种罪名在当时是不可获谅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分子、进步群众会为之“不齿”的，贺麟为此所受的围攻程度是剧烈的。早在1950年4月就因此被管制，直至1952年6月才被解除。贺麟保留了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五十年代初期一直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的旧恩，更加重了群众愤恨的斗争情绪。 三反前贺麟被安排参加土改，三反时被迫坦白自己有侵?公款行为（从目前所存的开放档案中无法得知“侵?”的具体详情），并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之中表示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最后交出了他过去为蒋介石献策、建议进行“文化围剿”的万言书底稿。 他在上交万言书后做了一番检讨，其中鲜明地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此举明显减弱了斗争火力，哲学系教员党支部甚至由此认为贺麟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有了向党靠拢的上进态度。 从学理上来说，教员党支部认定贺麟所学的是最反动的“新黑格尔”学派，即黑格尔哲学的右派。1954年贺麟写“哲学史讲稿”的黑格尔部分，一直坚持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是革命的科学”，摘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马、恩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相反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评价“过低”、“与马、恩意思不合”， 是“错误的”。哲学系为此召开多次会议与他辩论，重压之下他被迫修改自己的看法，说自己“立场不稳”，看问题错了。教员党支部事后向上级分析说，他其实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只是暂时逃避。 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胡适、俞平伯思想运动之后，贺麟一下子陷入沉闷之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相当谨慎。他几次私下里问同事：现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清除一些什么思想？这一次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表明一下态度？11月18日北大党委派人询问，他想了想，先回答了一点：“北大哲学系过去与胡适不是一派，常受胡适排挤。”又说：“俞平伯受胡适影响小，受周作人影响大，讲究趣味、闲情，不喜欢读政治书籍，弄不清为什么要从俞平伯这儿批判胡适思想。”（1954年11月22日《北大教授动态反映》）这样回答自然不让党委满意，给人“思想认识糊涂”的印象。 不久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对校内的一些老教授交待政策，鼓励他们多多参与思想运动。贺麟应景写了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笼统地批评胡适把“哲学说成坏的科学”，要取消哲学。而他自己是站在“哲学”、“主义”的立场来批评胡适，文中对自己的过去言论并没有涉及,也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批判。写完后给系里的几个党员教员看了一下，他不等回应就寄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理论部年轻编辑王若水等人收到稿件后，约贺麟谈了多次，提出了具体的改动意见。王若水在贺寄来的修改稿的基础上又动笔润色，大大强化斗争性，基本替换掉贺麟原稿的面貌。 这份阴差阳错式的修改稿很快得以在中国第一大党报上发表，江隆基副校长为此在校委会上特地对该文表扬了一句，让失意许久的贺麟惊喜万分。教员党支部事后评论道，贺麟觉得因此“有了地位了”，态度也变得更为激进。他甚至私底下有了这样表露：“虽然他们批评我，但是《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我的地位并不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我总觉得唯心论好处太多，故写不了批判文章” 1954年中国科学院连续多次举办了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讨论会，事先主办者都邀请贺麟发言，他大都很快答应下来，一共在会上讲话四五次。但是他的发言中一涉及黑格尔、杜威等人，就立即受到别人的驳斥。有一次他强调胡适与杜威的不同，竭力表示实用主义的哲学与其他唯心论哲学是有所差异的，在场的马列学院年轻教员孙定国站起来一一反驳。还有一回发言中贺麟竟说胡适与曾国藩在政治上都反动，但“他们的文章、道德不坏”，所以能迷惑人。此说一出，更是引来一群人愤怒的反击，容不得贺麟回嘴一句。 屡次受批评回来，他的挫折感愈加强烈，后悔自己不该发言，有自取其辱之意。他说：“我太太原来要我少说话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