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周泉根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A中国文化研究J2017春之卷.docVIP

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 周 泉 根 (海南师大 中文系，海口571158) 【文献标识】： 周泉根《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A].《中国文化研究》[J].2006春之卷. 【作者简介】： 周泉根，男，汉，1977.1,江西人；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E-mail: quangenxingzhou@163.com; pusu95@ 【文献摘要】： 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 【文献关键词】： 礼乐文明 以《诗》为教 乐教 孔子 诗，在西周、春秋中前期一直未能从礼乐文明体制中蝉蜕出来，始终只是礼乐政教程式中的一个单元：从属于乐，并与乐一道赞襄礼治政教。在西周，“诗”并不是指后世所谓艺术之一体。就这个论断，郭绍虞指出：“文字未兴以前，风谣即为初民的文学……风谣是原始文学，而诗则是风谣之演进。”李泽厚也认为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唱词（即指作为乐语的诗——笔者注），虽已含有文艺的因素（如注意节奏、押韵和词句的力量），但并非后世所谓的文艺作品，而是一种宗教性、政治性的历史文献。”笔者也已著文《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略》，从多方详证之，兹不赘论。 且说诗既依附于礼乐，亦自然束缚于礼乐。当依附不在，诗便不得不亡，即孟子所谓“王者迹息而诗亡”。然诚如沈约、王通所云：“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文中子》消失的结果是《诗三百》的结集，这是诗的经典化。就是《庄子·天运》所说的六经乃“先王之陈迹”。诗的经典化，乃是诗地位从先王“所以迹”的王道工具变成先王“陈迹”（即故实、教条）的过程。所以，诗亡实质是礼亡、乐亡，自身反而得以经典化。从这个角度看，当束缚者本身崩坏了，被束缚者却可能因此得以解放。然而引发的问题是，礼乐崩坏后，《诗》有没有解放？怎么解放？又解放成什么呢？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探索官学下移民间与孔门“以《诗》为教”的活动在《诗》从束缚到解放再到面目独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两者间内在逻辑关系和实际的互动发展过程。 一、《诗》教在礼乐崩坏、王官失守后从附庸走向独立 春秋后期，礼乐文明开始瓦解，诗的功能、地位也在发生变化。班固这样描绘春秋后的社会：“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汉书·艺文志》）顾炎武比较春秋与战国时指出：“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日知录》卷十三）聘问歌咏、祭祀聘享、宴会赋《诗》正是最富礼乐文明的社会活动，可以说是礼乐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它们的退场就是实质性的礼崩乐坏。所谓礼崩，就是周代规定的等差有伦的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毁坏，颠倒衣裳、冠履错置。在春秋前中期，周郑交质、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楚子问鼎等事件就已摇撼了周礼这颗大树。到了孔子的时代，周礼则严重式微。以鲁国为例，先是政在大夫三桓、“八佾舞于庭”，后来竟至于“陪臣执国命”。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历史大势已铸成。至此，周代以礼代政的礼彻底崩溃。礼崩，则附丽于礼的诗乐便失去存在的必要。且不说礼彻底崩溃前齐庆封、宋华定这样权贵已然不能知音辨诗。到孔子时代，竟发生周王室的乐官集体星夜逃散的事。《论语》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乐官散逸，则乐教祭祀典礼难以为继。斯谓乐坏。 乐坏，乃是指服务于礼教礼治、体现周代的“中和孝友”等德义精神的雅乐败坏。雅乐的最主要精神是和，即如《尧典》所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伶州鸠所云：“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国语·周语下》）譬如子夏说用于祭祀的音乐应该如《诗》中所描述的“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周颂·有瞽》孔子时代新声开始流行，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强烈地、充满被挤兑感地指斥郑声乱雅现象，也不会极端地主张要放郑声以消灭这种紫色夺朱颜的现象。但他的主张实际上止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