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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答问》中法律解释途径分析 　法律解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西方的历史看，早在古希腊时，这门学问就非常发达了。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作品中就曾对这种学问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与总结。到了中世纪，法律解释方法及理论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其两个重要的源头分别是《圣经》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如此看来，解释方法的发展是与两个东西直接关联的：一是经典，另一是法典及其应用。不惟西方如此，这一原理同样适合于中国古代(印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亦是如此)。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这方面的创见与西方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们发展出的“经学方法”可与西方的《圣经》诠释学相媲美，中国古代的法吏们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方法(这些方法后来成为人们研究“律学”的重要方法，并因之成为了“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与西方注释法学派创立的学问相比肩。 如果从时间上看，我们发现，解释学方法(尤其是法律解释)在中国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司法实践中，法律官员们就开始大量地使用那些后来为人们熟悉的法律方法了。当然，它只是法律解释的初期形态，而非其完善时期的形态。由于法律是一种一般且抽象的规定(虽然抽象的程度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因此，将之应用于具体的实践时，首先就需要解释。可以这样说，法律非得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因此，法律解释的历史与制定法的历史一样久远，并且相互重合。我国有着漫长的制定法历史，但秦以前的法律典籍多已不存，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从秦代开始。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为我们研究秦代的法律解释方法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从《法律答问》的残篇看，它主要涉及秦代法律的主体，即刑法，其内容与《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等典籍中记载的秦律情形大致符合，即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因此，我们可以将之作为研究秦律及其司法适用情形的可靠材料。《法律答问》的作者难以考证，其出土之所在，即睡虎地秦墓的墓主是一个叫“喜”这一名字的人。在秦始皇时期，喜曾担任过安陆令史、安陆御史、鄢令史等与法律相关的职务，职位不高，在鄢地还曾亲自审理过案件，为了熟悉法律，他生前抄录或请人抄录了《法律答问》这本当时比较流行的司法解释手册。①从内容看，《法律答问》无疑对秦律适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进行了解释，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看出秦代法律解释的一些技巧。《法律答问》包括竹简计210支，其中涉及法律解释的条文有187条，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都得到了解释，因此，它可以算是秦代法律解释活的“教科书”，它开创了我国法律解释的先河。 首先，《法律答问》创设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体例，那就是法律答问的方式，即首先虚拟某个人对于某个法律条文或法律概念有疑问，因而提出问题，然后由另一个人来进行解答。这些答问通常采取下列形式： (1)某甲hellip;hellip;(罪状描述)，应如何处置？答曰：hellip;hellip;(罪名与刑罚)。 (2)某事hellip;hellip;(假设性情形)，应如何处置？答曰：hellip;hellip;(法律后果)。 在这些形式之中，“某甲”、“某乙”之类的词实际上相当于逻辑上的“变项”，“应”这一语词本身是一个“模态词”(或规范词)，“应hellip;hellip;”相当于一个“模态判断”，这类语言形式的使用表明，秦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抽象水平，因为只有在思维的较高级阶段，人们才会抽象出“变项”，并总结出思维的形式结构。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不仅简单明了，而且非常生动，贴近日常的法律适用过程。这种法律解释体例为后人所继承，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法律解释的定势，②直到今天，我国的一些法律解释仍采用这种形式。 其次，《法律答问》采取了多种法律解释技巧，其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当然是“文义解释”或“字面解释”。在整个《法律答问》中，凡涉及法律概念的情形，绝大多数都是运用此种解释方法的。如果从逻辑的角度进一步细分，我们还可以将“文义解释”解析为以下几种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 1.“语词定义”，即对于语词的含义加以说明，它是对概念的内涵加以明确的方法。在《法律答问》中，解释者共对70余个术语进行了解释，特别是在其最后部分，集中对“布吏”、“院”、“宫均人”、“宫更人”、“宫狡士”、“外狡士”、“甸人”、“宦者显大夫”、“爨人”、“集人”、“耐卜隶”、“耐史隶”、“人貉”、“署人”、“更人”、“窦署”、“率敖”、“逵卒”、“旅人”、“室人”、“同居”、“琼”、“玉”、“臧人”、“介人”、“匧面”、“大痍”、“大误”、“羊驱”等30多个“法律术语”进行了“语词定义”，直接指明了这些语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可以想见，这些语词在当时的秦律里要么是一些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