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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转型困局对中国启示 乌克兰转型困局对中国的启示 近来乌克兰局势激烈变动，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和欧美激烈角力，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克兰曾和中国一样实行共产主义体制、同属过社会主义阵营，并都和俄国毗邻、渊源甚深；而又有不同的是，乌克兰早在20多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政局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这对正在起步民主转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自然更值得关注。 颇富戏剧性的是，在乌克兰独立之初，许多乌克兰人天真地认为，一搞民主，幸福生活便随之而来；乌克兰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第二个加拿大，小麦成海、牛奶成河；甚至断言10年后居民生活可望接近英、法等国水平。 但现实却极其残酷。乌克兰进入后极权时代已20多年，但不仅政局反复震荡，而且经济也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挣扎在贫困之中；4000多万人口，却有1400亿美元的外债（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客利用民众追求眼前的物质实惠心理，为迎合大众而大肆举债）。按理说，就经济增长而言，自由市场远优于计划体制，但相比之下有些集权国家却反而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相似地，原本苏联集权体制下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不仅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苏联体制解体而消失，独立后的乌克兰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总之，乌克兰的转型不仅和不少国家如埃及、泰国一样非常艰难，而且被认为是失败案例。 可见，自由民主虽是人心所向，但转型成功却并不容易。这自然也再次成为各种支持集权主义的“左”派幸灾乐祸、否定自由民主的口实。因此，乌克兰局势不能看作单纯的国际时事，其中还蕴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转型、转型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社会分化和对立下的转型是危险的 乌克兰转型困境的最重要根源，是国内严重的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分化、对立。俄乌关系绝对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乌俄差不多可谓同文同种：乌本身就有不少俄罗斯族，而且多数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同属斯拉夫人，乌语和俄语也极其相近。早在17世纪，乌克兰人为抗击波兰主动加入俄国，而克里米亚更原本即是俄国领土，只是在1954年为纪念乌克兰加入俄国三百年，才被苏联当局划给乌克兰。 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更为成熟、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对乌克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俄乌又因历史积怨甚深。苏联时期的残酷高压政策导致以欧洲粮仓闻名的乌克兰遭受严重饥荒，大批乌克兰人被饿死，这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更具体地讲，东乌克兰多俄罗斯族、讲俄语、信奉东正教，社会情绪亲俄，其中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就更具强烈的回归俄国倾向。但西乌克兰深受西欧影响，乌克兰族占绝对优势、大都信奉天主教、讲乌语，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去俄归欧倾向。 这导致乌克兰国内形成了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而乌克兰极为敏感的地缘位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乌克兰恰位于欧盟和俄国的连接点，俄国将乌克兰视为固有势力范围，西方则支持反俄的反对派。乌克兰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的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更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 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对立下，成功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共识和认同就很难达成，政局反复动荡也就不可避免。相似的是，泰国政局动荡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对立。相比之下，蒙古、韩国和日本等国，民族构成单一、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对立，因此转型就较为顺利。 乌克兰的族群对立还造成新政治秩序和权威无法有效建立，进而造成地方割据和贪污腐化的盛行，也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为政治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如总统利用其地位影响独立议员选举。 因此，在存在严重社会对立的情况下，转型不仅很难并还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代价，其中还包括可能导致领土分裂。这对多民族、多宗教、城乡差距严重的大国尤为如此，而这些特征中国都具备。因此，不能简单把乌克兰转型失败作为维护现有体制的借口，面对现实情况，我们要怀有真诚的担忧。 设计可行的民主方案要比打破集权难得多 转型绝非一打破专制秩序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便会万事大吉、水到渠成。即便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外壳，真正落实却很难。 乌克兰独立后的严重贪腐和经济衰退，错不在自由民主本身，而是原集权体制的贻害。虽然乌克兰独立后宣称实行自由民主体制，但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办事程序繁琐；旧的官僚阶层基本上未被触动，官僚们利用市场化为所欲为，对企业敲诈勒索使其更不堪重负。这是导致腐败严重和经济不断萎缩的根源。 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当、有限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威。但乌克兰未能及时建立起这样的新权威，也是腐败盛行、社会混乱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源之一。自由市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它有赖于一个有限又有效的政府来提供基本的公共秩序和服务，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否则，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