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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及罗马法系母法传播比较方法研讨 　　作者简介：吴美珍，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007-02　　19世纪随着比较法的兴起，“法系”一词始现于近代法学研究中。虽然法系的标准、种类等目前均未有论断，但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在法学研究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穗积陈重博士认为世界法系有“印度法族”、“中国法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和“罗马法族”五种。①中国古代法、古代罗马法分别为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的源头，在各自法系内被传播和效仿。　　一、中国古代法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古代法在周边诸国的传播以高丽、新罗、百济与日本最为显著。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法在日本的传播研究颇多，以日本为例，概观中国古代法的传播，主要以朝贡制度和文化交流为媒介。　　中国主导的朝贡制度以四夷藩国的称臣纳贡和作为宗主的中国朝廷的册封赏赐为主要内涵，是古代中国与周边诸国重要的政治体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与周边诸国建立朝贡体系，且各国以受封赠职位为荣。中日两国建立朝贡关系的最早明确记录为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据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年（57年）时，“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此后，邪马台国、倭五王时代均与中国统治者建立君臣关系，取得中国皇帝的保证以行使统治权。中日建立朝贡制度后，中国文化思想不断地输入日本，推进日本文化的形成和法律的发展。　　其后比较突出的是空前绝后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往返。唐朝法律为日本所艳羡，此时代的日本法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均依据唐律。孝德天皇时期的“大化革新”，主要改革大豪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并且模仿中国颁发了许多法律，逐渐形成了以伦理法为基础、律令格式为主要渊源的封建法律体系。此外，天智天皇的《近江令》、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元正天皇的《养老律令》及醍醐天皇的《延喜格式》，均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律在日本得到全面移植，唐律由被输出到广泛传播，进而形成以它为代表的古代世界的一大法系”“中华法系。　　公元894年日本废除了遣唐使，直至室町幕府时期，为了稳固国内统治政权，才加入了明朝的册封体制。建文三年，室町幕府派出“遣明使”，声明“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因此”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上书大明陛下”。幕府与各地藩国的法律，大体上而言，均仍是继受我国古代法，尤其是大明律。　　此外，日本向中国派遣学生，努力输入文化，“它在隋唐两代不断地派遣了不少的僧侣和学生来到中国留学，把中国的文化，各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和盘地输运了去”②，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的文化圈。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认识到儒学文化的价值，积极传播儒学的政治思想，向统治者介绍隋唐的政治制度，例如日本的“大化改新”便是通过来中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而开始社会改革，摹仿唐代的制度和法律，并发展唐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通过摹仿中国古代法而制定的法律在其本国的实施状况。有日本学者指出，“各该地虽实际上已施行继受中国法之制定法，而其治下之人民，仍受个该地地区固有习惯之规律。唯随岁月之逝，其远继受外国之法，亦逐次变为国有法，致人民之日常法律生活亦受其约束。”③可见，日本在从中国输入法律后，不断地完善自身法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其法律也因此具有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　　二、古罗马法在西西里行省的传播　　相较于中国古代法通过朝贡制度和文化交流被输送至日本等诸国，古代罗马法的传播显得更为暴虐。被耶林称为“罗马三次征服世界”之一的古代罗马法则以军事征服和附带的人口迁移的方式得到广泛输出和传播。　　公元前264 年，罗马通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夺取了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由于征服西西里以前，罗马一般是通过与被征服地区订立同盟条约的形式，从而形成联邦，这与迦太基人将西西里的大部分土地视为其财产的管理方式区别较大，由此产生了罗马对西西里这一海外领地治理模式的选择。公元前 241 年，罗马只派了一名财务官治理西西里，而至公元前227年，罗马才派出一名裁判官治理，行省制度由此而发端。罗马主要通过设立总督和制定行省法实现罗马法在西西里行省的推行。　　行省总督为西西里行省的最高统治者，主要负责司法和军事。就刑事司法权而言，因行省为军管法状态，总督享有生杀权，但其只审理公诉案件及法律允许他审理的其他案件，非死刑案件仍由罗马征服前已有的地方机构审理。在民事方面，也并非一切案件都由总督审理，副官、财务官或基层军官可受总督的委托审理一些案件，也有些案件由同盟的自由城市审理。并且总督被任命时，会以发布行省告示的形式来阐明其司法政策和程序规则，告示的内容采自罗马裁判官的告示、前任总督的告示。此类告示成为罗马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