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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中老龄犯罪宽宥问题及策略分析 　老龄犯罪宽宥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法律传统，作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对该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汉唐宋等朝代律典的考察，梳理老龄犯罪宽宥的具体立法状况，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评价；①二是以当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以我国古代立法、近代立法、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法律文件和近现代国外刑事立法中，普遍确立有老龄犯罪从宽处罚的制度为依据，提出无论基于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还是从解决老龄问题、实现刑罚的目的考量，都有必要增设老龄犯罪从宽处罚与不适用死刑等观点。②但是，从总体上系统分析研究老龄犯罪宽宥的成果并不多见。基于此，笔者以中国传统社会老龄犯罪宽宥为研究课题，对其立法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政策依据和设立该项条款的目的等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始终把老龄犯罪减免刑罚写入律典的历史必然性、正当性，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对当下的启示意义也是本文着力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老龄犯罪宽宥是中国传统法中的精华 中国素有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表现在法律方面，是对老龄犯罪与成壮年犯罪在立法例上的明显差异与减缓、定罪量刑与行刑上的宽宥。我国古代典籍《礼记·曲礼上》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说明周朝80岁以上的老人与7岁以下的幼童犯罪都可免除刑罚。《周礼·秋官·司刺》记载有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即年幼无知的儿童、年事已高的老人及智力低下的痴呆者违法犯罪，依法予以赦免，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法律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齔者，皆不为奴。”至战国初年，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把年龄和犯罪情节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③即15岁以下的罪犯，罪重的减三等，罪轻的减一等。60岁以上的罪犯，无论罪大罪小都要酌情减罪。从先秦开始，在立法上就奠定了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的发展方向。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最高统治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在这一背景下，“约法省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得以确立，进而废除野蛮的死刑、残酷的肉刑以及老幼犯罪减免刑罚成为汉代前期立法与司法的主流。反映汉代前期法律状况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摒弃秦朝以身高划分刑事责任的做法，改为以自然年龄作为划分的标准。《二年律令·具律》：“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即有爵位身份高贵者及其妻子、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满17周岁的少年儿童，其刑事责任是受限制的，受刑者皆排除肉刑。《汉书·惠帝纪》也有“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的记载。《汉书·刑法志》载汉景帝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特殊群体犯罪从宽制度在西汉前期得以确立和发展。 西汉中叶以后，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其伦理原则开始法律化。在法律条文中，矜老宽刑的内容进一步系统化、明确化。及至汉代后期，宣帝元康四年诏曰：“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④平帝元始四年，“明敕百僚，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⑤尊老怜幼，抚恤鳏寡、孤独、废疾等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重申和强调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儒家“宽刑主义”刑罚思想影响的结果。东汉建武三年诏曰：“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⑥郑玄注《周礼》引汉律：“年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⑦西汉后期完善了老龄犯罪从宽的相关法律规定。 三国两晋南北朝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裂战乱时期，但关于老年犯罪减免刑罚的规定，却在各朝代的律典中继承下来。如《晋书·刑法志》载晋律：“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魏书·刑罚志》载北魏律：“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 隋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其政治法律制度综合南北，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王朝建立后，承袭隋制，又不断创新，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法制模式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关于老年犯罪的处罚，在律典中规定得更详细、更具体，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老年人犯罪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完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