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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中财产权理论基础 　 　　摘要：中国宪法中财产权条款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财产及财产法律制度的种种学说上的，这些学说直接指导了我国宪法中财产权条款的表述、位置及结构。2004 年3月通过的宪法第22修正案对现行宪法中财产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这次修改反映了我国宪法中财产权理论基础的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对先前财产权理论的局部修正，其中未作变化的部分则体现了对先前理论的继承，从而厘清这种理论的脉络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宪法中财产权的性质和进一步对其修改的空间。 　第6—9条就是所有权条款；1978年宪法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第6条是所有制条款，第8— 13条是所有权条款。2004年修宪之后，保障所有权转变为保障财产权，但财产权条款的位置依然未变。[3]这种宪法规范安排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所有权与所有制有着紧密的关系。所有制是一定社会的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归谁支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构成该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所有权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7］（P134）所有制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社会物质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而所有权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意志关系，属于上层建筑。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发生变化，必然会或晚或早地反映到所有权制度中，使其发生变化。［8］（P245）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他对财产的产生方式的认识。历史上，对财产的产生方式有最大影响的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说，洛克认为，财产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人也因为他自己的劳动注入财产而取得对财产的所有权。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洛克的学说，他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P24）因为生产的前提需要人与物的结合，人与物的结合的过程就是人对物的占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2］（P29）但是，洛克只注意到了劳动对财产生成的作用，却没有注意到劳动必须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最终产生财产。由此，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0］（P5）通过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取得方式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劳动者虽然付出劳动，但是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所有权，相反，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没有进行劳动，但却享有对最终产品的所有权。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谁享有对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此，出现了有悖于洛克的劳动财产说的现象：劳动不再支配所有权，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支配所有权。这多少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是，马克思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得出，这种可以支配所有权的“所有”，不是一般的某个人的所有，而是一群人普遍地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它实际上反映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从而也体现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围绕生产资料所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决定了生产的结果，也决定了生产的性质，这种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所有制。由此，马克思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关系描述一番。”［11］（P180） 　级的经济制度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味着保护其生活资料所有权。1975 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都规定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不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那么，保护公民所有的财产就只意味着保护其生活资料。1988年宪法第1修正案以后，允许了私营经济的存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又变回混合所有制，这时，公民所有的财产也相应成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双重保护。[8] 　此，一件物品可以为一个以上的人所拥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然涉及到联合所有者的每一方同这一物品有关的特定权利。比如，A拥有一英亩黑土地，在他的所有权中，他有法律权利让这块地闲置，即使开发它可以带来较高的收益。现在，A把土地作为信托财产，转让给B（受托管理人），以使C获取收益（受益人）。这样，就没有人能说他们有法律权利来非经济地使用这块土地，或者让其闲置，因为拥有这部分所有权的既不是A，也不是B或C，在这里，这部分所有权消失了。在B和C之间，谁拥有这一英亩黑土地呢？律师们说B有法律的所有权，C则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但是，对说明这里的问题毫无意义。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详细确定B和C与那块土地的法律权利。［22］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马克思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11]这部手稿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来揭示私有财产的来源和本质，并从而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从而为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