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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猪产业发展面临宏观因素分析 过去的三十多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和人口增长高峰期，在经济、人口高速增长驱动下，包括猪肉在内的食物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生猪养殖业快速发展，猪肉总产量从1980年的1134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5493万吨，人均猪肉产量也从11.5千克提高到40.4千克。但是，随着中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超过50%，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都在发生转变，多方面因素预示着中国猪肉消费需求正进入峰值的临界期，猪肉需求总量和生猪产业总规模将趋于稳定。 一、经济增长拉动猪肉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趋于弱化 经济增长过程中，猪肉消费需求趋于增长。首先，营养水平，即食物消费总量趋于增加；其次，以动物源蛋白和热量等在膳食蛋白、热量中所占比重衡量的营养结构趋于提高；再次，肉类中猪肉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通过比较单位热量与单位蛋白的价格（表1）可以看出，猪肉相对于牛、羊肉有明显的优势；与鸡肉相比，单位热量的成本更低，单位蛋白的成本更高，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正因如此，猪肉与禽肉成为中国肉类消费的主体，需求随着经济一起快速增长。 虽然猪肉有其优势，但是对其需求的增长存在拐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与人均猪肉消费（用人均猪肉产量代替）间的关系，其突出特征是：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的小幅增长会引起猪肉需求的大幅提高，但在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后，猪肉需求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降。出现这一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膳食热量摄入需求的增长受到生理需求约束。 二、人口增长趋缓与人口老龄化抑制猪肉消费需求增长 人口规模是影响猪肉需求总量的关键因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持续下降。1987年，中国总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6.61permil;，2013年已经降至4.92permil;，并且还在继续降低。随着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陆续经过初次生育年龄，人口增长率有望进一步下降。根据专家预测，我国2006年开始的出生人口攀升过程将在2015年结束，总人口在2020年达到14.78亿的高峰后开始逐步下降。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人口高峰出现在2030年，峰值14.52亿人。虽然存在差距，但是人口总量的增长空间不大、即将见顶是基本共识。即使生育政策放开，由于生育行为已经发生转变，人口出现较大增长的可能性也很小。据此可以判断，人口规模因素在近期对猪肉消费需求的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很小，中长期将驱动猪肉需求的下降。 中国正在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人口结构转变，对猪肉消费需求增长也是不利的。劳动年龄人口（15~ 64岁）比重自1990年以来几乎是持续上升，这是中国食物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自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逆转，连续三年出现下降；在此期间，婴幼儿与儿童的比重从高位持续下降，目前已趋于稳定，近中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不可能逆转；自1990年以来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一直在增加，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9.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导致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再加上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生育行为的转变，中国总人口增长空间已非常有限。人口增长趋缓将直接抑制猪肉消费需求的增长。另外，年龄结构本身也直接对全社会膳食热量总需求产生影响。据国际粮农组织( FAO)模拟的各年龄（段）男性、女性日均最低膳食热量需求，最低膳食热量需求在婴幼儿至青年阶段（18岁以前）持续增长，劳动年龄阶段一直维持在最高水平，进入老龄后出现下降。以男性为例，按照FAO的估算办法，在不变活动强度与体重下，61岁以上男性的最低膳食热量需求比18~ 30岁年男性低近20%，比30-60岁男性低近15%。如果考虑老龄人口物理活动水平和体重的下降，老龄人口最低膳食热量需求会下降更多。实际能量摄入通常高于最低膳食热量需求，但不可能过度偏离，并因后者的下降而减少。 因为年龄对膳食热量需求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将导致全社会热量总需求的下降，在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猪肉消费的需求也会下降。 三、城镇化与消费习惯转变对猪肉需求的影响利弊参半 除了经济水平与人口规模，城乡人口在消费习惯上的差异对猪肉消费也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人口在人均猪肉消费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是21.2千克，农村居民仅有14.4千克。这个差距的产生既有城乡经济水平的作用，也与城镇化后的消费模式转变有关。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只略高于50%，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可以预期，随着城镇化率上升，新增城市人口对猪肉的需求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膳食结构优化需求以及消费者多元化的偏好，将导致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并降低猪肉需求的增长速度，甚至导致其下降。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