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下）——反思及展望.docVIP

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下）——反思及展望 　 　　三、多维研究方法的科学选择 　的、客观的、理性的目光来打量这部修订后的刑法典，少一些阿谀之词，多一些中肯之评”，发挥刑法学的社会批评功能，以期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7] 　7年版，第23页。）刑法的规范性决定了对刑法规范进行注疏论证、发现蕴涵在法条中的规范含义、就刑法论刑法的刑法规范解释学成为刑法学科的基础，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我国魏晋律学以后的刑律学本质上就是对刑律的注疏论证，而且曾经以《唐律疏议》为标志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西方法学中运用注释方法研究法学的结果也曾经形成了著名的注释法学派。运用规范注释的方法研究刑法是20世纪中国刑法学的传统优势。时下中国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入这种刑法规范解释学。为了达到提升中国刑法学品位的目的，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摆脱注释法学的窠臼，注释方法应当退居次要地位，作为思辩方法与实证方法的补充。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注释方法、思辩方法和实证方法都是刑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尽管注释刑法是20世纪中国刑法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并不能断言中国刑法学对刑法规范的注释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刑法规范解释学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发达！注释刑法学并非对刑法条文的单纯解释，注释应有其自身规则和方法体系。而迄今为止，中国刑法学对刑法解释尚未形成系统的解释理论，对成文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性质（刑法解释是被动、消极的解释性活动，还是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功能（刑法解释是否具有造法的功能，能否填补刑法漏洞）、对象（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否仅仅是法条本身）、主体（公诉机关对刑法的解释是否属于具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地方各级法院以及法官个人是否有权解释刑法、解释的效力如何）、目标（刑法解释是发现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还是挖掘法条现时的客观意蕴）、规则（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是什么、能否超过法条术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否应当遵循同一律等）、方法（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各有什么特点、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界限如何界定等）等一系列基本解释学问题，还缺乏充分的研究。中国刑法学普遍的现象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各自的解释规则和方法重复进行着所谓的“刑法规范解释”，其中还存在着许多违背规范解释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却又为人们熟视无睹的种种欠缺。真正科学和规范意义上的刑法规范解释学在中国刑法学尚未完全形成！ 　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并提出了著名的“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在19世纪后期，正是通过观察、解剖、统计和分析，龙勃罗梭发现了人类的隔世遗传和返祖现象，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理论，打破了刑事古典学派自由意志的神话，其具体结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其巨大功绩是使刑法学研究从纯粹的唯理的思辩的研究提升成实证的科学的研究，从而不仅使刑法学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一场革命，而且宣告了刑法学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刑事实证学派的实证和科学时代的来临。 　学学科建设的初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在中国现代刑法学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后，刑法学理论体系实现对刑法典规范体系、刑法教科书体系的历史性的超越，同样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逻辑的必然性。因为，知识的传承、思想的积累、理论的创新、队伍的建设，已经为中国刑法学在更为广阔的刑事法学的范围内，建构自己的概念、范畴、判断、逻辑体系和自己的学术语境，根据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既不同于刑法典规范体系，也不同于刑法教科书体系的独立的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刑法学应当在既往建构刑法学理论体系的未竟努力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刑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法制实践的新进展，继续探索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既符合学科建设的理论规范又满足刑事法治的实践需要的刑法学学科理论体系。 　“应然规范”的知识体系，主要研究哪些行为应当犯罪化和刑罚化、哪些行为应当非犯罪化或非刑罚化，并研究刑事立法的一般原则、技术和方法。刑法解释学则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实然规范”的知识体系，以注疏论证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以便正确适用刑法条文为其基本任务。而刑事法理学则是关于刑法规律和刑事法理的知识体系，它要超越个别刑法条文和具体刑法规范，对刑法现象作哲学思考和价值判断。刑事立法论、刑法适用解释论和刑法哲学都是关于刑法现象的知识体系，但其职能各有不同，彼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也不容出现角色混淆。但是，狭义刑法学的这一内部学科分工又不是绝对的，不能割断刑事立法论、刑法适用解释论和刑法哲学的内在联系。根据刑事一体化思想的要求，刑法学研究应当把握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和刑事法理学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制衡关系。刑事立法学的研究促进刑法规范的完善，从而为刑法适用解释奠定基础；刑法解释学在注释论证刑法条文的同时，发现刑法